“Liesel.”
这个名字，成了弗朗索瓦在心底默念的祷文。它将他从麻木的士兵，变成了一个背负着具体罪责的人。他不再是为了一个模糊的“善念”而行动，而是为了一个名叫莉泽尔的女孩，和她那个生死未卜的弟弟。
他必须知道情况如何。通过那个卖唱的小男孩，他传递了一张新的纸条，上面是他用蹩脚的德语拼出的问题：“der Junge?”（那个男孩？）
几个小时后，男孩带回了回信。纸条上的字迹潦草而急促，带着一种绝望的颤抖。
只有一个词：“Fieber.”
发烧。
这个词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穿了弗朗索瓦的心。在1870年的柏林，对于一个长期饥饿的孩子来说，发烧不是疾病，而是死神的请柬。他留下的那几块面包，此刻显得如此可笑和无用。
他需要药。
而这个念头，让他彻底滑向了深渊。
那座废弃的军火仓库，成了弗朗索瓦唯一的希望，也成了他即将犯下罪行的现场。
夜里，当他的“狱卒”罗宾在另一层打着瞌睡时，弗朗索瓦提着一盏油灯，走进了仓库深处。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尘土的味道。他无视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步枪和炮弹，径直走向了仓库最里侧的一扇铁门。门上挂着一把已经锈死的锁。
他用刺刀的尖端，花了半个小时，一点点撬开了那把顽固的锁。门后，是一个被遗忘的储藏室。几排木架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上面堆放着一些早已过期的军需品。他的目光在那些木箱上疯狂扫掠，最后，定格在一个贴有褪色红十字标签的小箱子上。
他颤抖着手打开它。
里面是军队最基本的医疗物资：几卷粗糙的亚麻布绷带，一瓶用于消毒的烈酒，以及……一小盒用蜡封口的玻璃瓶。弗朗索瓦拿起其中一个，借着微光看清了标签上的法文单词：
“quinina.”（奎宁）
在那个时候，这几乎是治疗所有热带病和恶性发烧的特效药。
弗朗索瓦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偷窃军需物资，尤其是在战时，是重罪。他可以因为一个面包被斥责，但为了奎宁，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然后被枪决。
他脑中闪过杜邦轻蔑的脸，闪过军事法庭冰冷的长桌，闪过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
但紧接着，浮现出的是莉泽尔在巷口替他辩护时那倔强的眼神，是她弟弟靠在墙上微弱咳嗽的瘦小身影。
“不要害怕，我在这里。”
他曾用歌声对她许下承诺。一个谎言，除非他用行动去兑现。
弗朗索瓦深吸一口气，将那瓶小小的奎宁塞进了自己的靴筒深处。冰冷的玻璃贴着他的皮肤，却像一块烙铁，烫穿了他作为士兵的最后一点忠诚。
他犯下了第一个罪。
他必须在黎明前，把药送到莉泽尔手上。
他再次找到了那个卖唱的男孩，这一次，他付出的代价是两枚铜板——他几乎所有的财产。他让男孩传去最后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个用德语拼写的单词：“wo?”（哪里？）
他不知道她是否会回信，也不知道她是否会相信他。这太危险了。
但黎明前，男孩出现在营房外，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条塞给了他。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但不是门牌号，而是一个地标：“Kreuzberg, bei der grossen Kirchturmspitze.”（克罗伊茨贝格区，在大教堂尖塔附近。）
这是她最后的信任。
天还未亮，弗朗索瓦像一道影子，溜出了军火仓库。这是他第一次公然擅离职守。他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在空无一人的柏林街道上狂奔。冰冷的空气灌进他的肺里，靴筒里的奎宁瓶随着他的步伐，一下下撞击着他的脚踝，每一次撞击，都像是在为他倒数计时。
他找到了克罗伊茨贝格区，找到了那座在黑暗中刺向天空的巨大教堂尖塔。他躲在一条小巷的阴影里，心脏狂跳，目光搜寻着周围的每一扇窗户。
突然，一扇位于四楼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
一只瘦小的手，在黑暗中挥了挥。
是莉泽尔。她一直在等他。
弗朗索瓦从巷子里走了出来，站在那扇窗户的正下方。他不能喊，也不能抛，那小小的玻璃瓶可能会在半空中摔碎。他环顾四周，看到了一根从窗户垂下、几乎被遗忘的晾衣绳。
他没有犹豫，解下自己腰间的布带，一端紧紧系住那瓶奎宁，然后用力将它甩了上去，甩向那只悬在半空中的、瘦弱的手。
莉泽尔的手精准地抓住了布带。
她没有说话，弗朗索瓦也没有。他们通过一根粗糙的布带，在死寂的柏林夜空下，完成了一次沉默的、致命的交接。药剂缓缓上升，消失在黑暗的窗口。
弗朗索瓦松开手，布带垂落下来。
窗户，无声地关上了。
他靠在冰冷的墙上，全身都被冷汗浸透。他成功了。他成了一个窃贼，一个逃兵，一个叛国者。
但他也履行了他的诺言。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手，然后转身，重新跑进那片即将被黎明染亮的黑暗中。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为了守护Liesel这个名字，他愿意犯下更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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