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的草原上，风从来不是稀罕物。2012年的秋天，辉腾锡勒的风刮得比往年更猛些，像是要把整片草原连根拔起。李建国穿着油腻的工装，在第七号风机下已经站了十分钟，手里的扳手攥得发白。
“这鬼东西，这个月停第三次了。”他啐了口唾沫，开始攀爬那八十米高的塔筒。
李建国是这片风电场的老人，干了整整八年。他熟悉每一台机器的咳嗽和喘息，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老茧。可最近三个月，七号风机变得古怪——它总在无风的夜晚自动偏转，监控显示耗电量异常，但每次检修都查不出毛病。
塔筒内的爬梯冰冷刺骨，金属摩擦声在密闭空间里回荡。爬到一半时，他听见了。
起初以为是耳鸣，那声音细若游丝，像远处牧人的呼麦。可越往上，声音越清晰——是蒙古长调，苍凉悠远，从叶片轴承处传来，伴随着某种有节奏的震动，仿佛巨人的心跳。
李建国僵在爬梯上，汗毛倒竖。他听过草原上的传说，老人们说，风是长生天的呼吸，每一阵风里都住着祖先的魂灵。他从不信这些，他是个技校毕业的维修工，只相信扳手和电路图。
“见鬼了。”他嘟囔着，强迫自己继续向上。
机舱里一切正常，润滑油的气味浓烈刺鼻。他仔细检查了偏航系统、传感器、控制器，连最细微的接线都没放过。数据正常得令人不安。正准备离开时，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三个月来的监控记录。
深夜的监控画面上，七号风机的叶片缓缓转动，如同睡梦中翻身。李建国快进了几段，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夜间迁徙的鸟群接近时，风机就会提前十五度偏转，为鸟群让出通道。他调出鸟类雷达数据比对——完全吻合。
“不可能...”他喃喃道。风机的避鸟系统确实有，但那是基于简单雷达反馈的机械反应，绝不可能如此精准而温柔。他继续翻查记录，手指突然停在九月十五日的画面上。
那是一个月前，一场罕见的草原风暴席卷而来，最大风速达到了三十米每秒。所有风机都按照程序调整至顺桨位置以减少受风面积。只有七号风机，在风暴最强的时刻，逆着程序转动了五度——恰好挡在了风电场生活区上方。
李建国记得那夜，值班室的屋顶被掀掉了一半，但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当时大家都说是运气好。
冷汗顺着他的脊椎往下淌。
接下来的三天，李建国像着了魔。他查阅了风电场建设档案，在一份泛黄的勘探报告中找到一段被忽略的记录：七号风机的位置，正是三十年前一位蒙古族老歌手巴特尔的夏季牧场。巴特尔以长调闻名草原，传说他的歌声能唤来雨云、劝退风暴。老人无儿无女，九八年冬天在一个暴风雪夜去世，尸体三天后才被邻居发现。
报告底部有一行小字：“征地时遭遇当地牧民反对，称会惊扰‘风灵’。已妥善解决。”
“妥善解决”四个字像冰锥刺进李建国心里。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是个沉默的工人，在矿上干了一辈子，死于尘肺病。下葬那天，父亲工友送来一个旧饭盒，里面装着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分文未动。
李建国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妥善解决”。
第四天夜晚，他带着录音设备和一瓶草原白，再次爬上七号风机。寒风如刀，星空低垂得仿佛触手可及。他坐在机舱外的小平台上，拧开酒瓶，对着黑夜说：
“巴特尔老爷子，我敬您。”
他倒了一半的酒在风里。烈酒的气息瞬间被风带走，也就在这时，长调再次响起。这次如此清晰，如此接近，仿佛老人就坐在他身边哼唱。没有歌词，只有起伏的旋律，像风的形状，像草原的曲线。
李建国按下录音键，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他想起了那些被他忽视的瞬间——每次检修后工具总会回到原处，暴雨天总会“意外”发现留在塔筒里的雨衣，还有那个迷路的夜晚，远处风机闪烁的灯光恰好指引他回到营地。
那晚，他没有做任何维修。第二天，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为七号风机安装独立的鸟类保护传感器，并申请在风机旁立一块小石碑。报告被驳回了，理由是不符合规范。
但从此以后，李建国会在每个月的十五号爬上七号风机，带着一点酒，一点奶食。风电场的新人笑他迷信，他也不辩解。只有他自己知道，从那以后，七号风机再没有无故停转过，而每年春秋两季，飞过风电场的候鸟数量，比其他区域多了三成。
草原上的老人说，机器用久了，会生出灵性。李建国现在信了。有时候深夜值班，他会看见七号风机的叶片在无风的星空下微微摆动，像在打着某种古老的节拍。那时他就会点一支烟，对着黑暗轻轻说：
“老爷子，今晚风凉，唱暖和点。”
风声呜咽，如歌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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