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事件结束后，甘肃表面上风平浪静——市集上的叫卖声依旧热闹，田埂里的春播按序推进，学堂里的琅琅书声未曾中断。可若俯身细看，便知那平静之下，是翻涌的暗流，正无声地奔涌。
这暗流里，最先显影的是人心。
在统治甘肃的这五六年的光阴里，足够常恒等人把民族主义，自己治理甘肃的主张和理念这些东西渗透到甘肃人脑海里了。
林锡光当年让人印的小册子、常培之命人在茶馆里讲的故事、沈秋白那些学生在课堂上教的课文，早把“列强蛮横”四个字，种进了甘肃绝大多数人的心里。
走在兰州的街上，随便拉个路人问起新疆的事，他都会放下担子啐一口：“那帮外人算什么东西？咱们甘肃和新疆是亲兄弟，亲兄弟走得近些，关他们屁事！”
连村里目不识丁的老汉，听孙子念报纸时听到“联盟”二字，也会皱着眉骂句“搅屎棍”。颇有后世骂美国的模样。
可总有不一样的声音。
在省城那几所气息浓厚的学堂里，有几个教员总爱凑在一起嘀咕，说“要不是联盟出面，军阀混战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说“联盟是为了制止不义之战”，甚至有人偷偷给学生讲“联盟的文明与公正”。这些话像几粒硌眼的沙，落在商铭的眼里，烧得他眼底发沉。
商铭最近的拳头，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
他本不是个好杀的人，以往对付些闲言碎语，多是抓来训诫一番，或是让他们闭了嘴滚蛋。
可这次不同——新疆事件那口窝囊气还堵在心里，这些人却拿着外人的好处，在自家地盘上唱反调，骂的是自家的军队，捧的是踩在他们脸上的人。“这已经不是一般人了，”商铭对着手下沉声说，指节捏得发白，“必须重拳出击。”只是可惜没有一空输，但是有保安司令部。
只是这“重拳”没沾血。甘肃领导层上下都清楚，真要动了刀子，反倒给了联盟借题发挥的由头。
商铭琢磨了一会，他拍了封电报给北平的张大帅，不多时便得了回电，只两个字：“可以。”
于是几日后，那几个教员、连同几个总在报上写“联盟颂”的笔杆子，都被“请”进了省府。
没审，没押，甚至还摆了桌简单的饭。商铭亲自招待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甘肃这地方阴暗，容不下诸位这样的‘明白人’。张大帅那边说了，东北地广，中东路附近热闹，你们去那边待着，好好沐浴沐浴‘太阳的光辉’。”
几人脸色煞白，却不敢多言。当天就被一队士兵“礼送”出境踏上了去北平的火车，随行人员一路送到中东路沿线——那是张大帅的地界，也是联盟在东北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商铭算准了，让他们去跟真正的“太阳”打交道，看能不能暖热他们的冷心。
常恒听说这事时，正翻着本讲中亚地理的书，闻言嗤笑一声：“送中东路算便宜他们了。可惜咱们没有能耐，不然直接送乌克兰大平原去才好，让他们去见识见识联盟的‘文明’到底长什么样。”
他把书往桌上一扣，语气带着愤懑，“咱们甘肃刚能吃饱两年饭，就有人忘了前几年饿肚子的滋味，帮着外人骂自家人，真是贱骨头。”
骂归骂，手里的事没停。商铭的人除了“清”掉这些明面上的“杂音”，暗地里把联盟在甘肃境内的那几家商会盯得更紧了。
以往只是普通的盯梢，如今是事无巨细的盯着。城外的无线电监听站也比以前更忙了，对着中亚、外蒙方向的天线二十四小时转着，报务员戴着耳机，铅笔在纸上飞快地划着，昼夜不息。
而省府里的人，各有各的忙。
林锡光几乎是扎进了工厂和各项建设工程里。努力扩大兵工厂的产量，以及钢铁厂的产量等。
常培之则重新调整和外蒙古那边的贸易。
常敬之呢？除了偶尔去工厂、建设工地转一圈，其余时候几乎都泡在军营里。
他的参谋部门最近天天围着沙盘吵，从哈密的地形吵到星星峡的布防；德国顾问团带来的战术手册，被他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他不怎么说话，就坐在旁边听，听够了就问一句：“要是再遇着事，你们能保证，不再让弟兄们一枪没放就退回来？”
这话一问，作训室里就没人敢吭声了。
军队里的气氛，比省府更沉。
新疆事件，成了全军的刺。明明带着枪、拉着炮，却因为一纸“调停协议”，硬生生被逼停在原地，眼睁睁看着联盟的人在旁边指手画脚。
这口气，憋得那群经过爱国爱家思想教育的汉子夜夜难眠。先是有人在夜里抱着枪哭，后来不知是谁带的头，在训练场上掏出刀，“噌”地就在脸上划了一道。
“我王二柱发誓，此生不把这口气挣回来，就不是爹娘养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却梗着脖子喊，声音哑得像破锣。
接二连三。训练场响起一片“噌噌”的拔刀声，脸上带血的士兵越来越多，个个红着眼，发誓把这耻辱记在心里。
连队督导员们慌了想上去拦，却被推到一边。他们急得直跺脚：“你们这是干啥！”可没人听他们的，到最后，连几个督导员也红了眼，咬着牙掏出刀，在自己脸上划了一下——“妈的，老子跟你们一起！”
伤疤成了军营里的新印记。白天训练，汗水顺着血痂往下流，没人喊疼；晚上学战术，油灯下，一张张带疤的脸凑在一起，眼睛亮得吓人。
拼命学，拼命练，练得狠了，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还是常敬之觉得这种情况有点过火出来阻止。他站在训练场上，看着那群脸上带疤、拼命训练的士兵，复杂的思绪让他久久不能开口，只是沉默地看了半晌，然后强迫自己说喊出：“停下！”
结果没人停止，他们仍在训练。
他又提高了声音颤抖的喊：“我说，停下！”
士兵们这才慢慢放下枪，低着头，不敢看他。
“我知道你们憋屈。”常敬之走过去，伸手抹掉一个小兵脸上的汗和血，“我和你们一样憋屈，甚至……”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这地方疼的厉害。”
“可你们这么练，练垮了身子，练废了人，有用吗？”他环视着众人，“到时候真要打仗，你们是躺着上战场，还是爬着上战场？”
“用伤疤记住耻辱可以，但是不能拿命糟践。”他声音沉了沉，“从今天起，恢复正常训练。把憋着的劲，用在学习战术、学习知识上。什么时候能把战术实施的漂亮，用的比谁都活，用知识武装的脑袋打赢战争，才是正途！”
士兵们愣了愣，慢慢放下了手里的枪。有个士兵抹了把脸，把眼泪和血一起抹掉，瓮声瓮气地应了句：“是！”
一声应，百声和。那声“是”，震得鸟雀惊飞。
而这一切，都被站在一旁的德国顾问看在眼里。
当晚，柏林收到了一封来自甘肃军营的电报。发报人是德军顾问团的首席顾问冯·克虏伯少校，电文里，他少见地用了不少感叹号：
“中国不是我们想象的贫弱之邦，中国之民族亦不是我们以为的孱弱族类。尽管装备与后勤保障仍逊于现代化标准，但中国士兵表现出的坚韧、纪律性与战术学习能力令人惊叹。其血性亦不输我们日耳曼人。这种‘纪律与勇气的结合’足以媲美欧洲一线部队。”
至于常恒默默地把自己学习训练量调整为以前的两倍，常宁对联盟的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她的心里，欺负自己老爹和弟弟的能是好人吗？
而远在北京充当甘肃外交角色的常大伯，在经过冲击后默默地舔舐自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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