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信副书记的调令，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省政府办公厅激起了层层涟漪。往日里那些热情洋溢、称兄道弟的面孔，一夜之间似乎都蒙上了一层薄雾，变得模糊而疏离。我的办公室，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只用了不到四十八小时。
坐在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窗外的梧桐树叶开始泛黄，一如我此刻的心境，带着几分萧瑟。桌上放着两份意向征求函。一份，是跟随周老去省人大，担任他的秘书。那里清静，安稳，级别也能解决，是很多人眼中危机过后的最佳避风港。另一份，是去省扶贫办，担任一个闲职处的副处长，级别提半格，但远离核心，意味着可能就此沉寂。
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嗒嗒声。脑海里闪过许多画面：政策研究室里王伯年老师泡的浓茶，他那句“文章不为空言而作”；第一次下乡调研时，老支书握着我的手，那粗糙的触感和殷切的目光；贫困县里孩子们趴在破旧课桌上写字的情景；还有周老在书房里，指着墙上“民惟邦本”的字画，语重心长的教诲……
“致远，跟了我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周老临行前，在他的旧书房里，褪去了往日的威严，更像一位慈祥的长辈，“去人大，我能保你平稳过渡，将来找个机会再放下去，或者留在机关，总有个前程。”
我给他续上茶水，水汽氤氲中，他的面容有些模糊。“老师，我……”我顿了顿，感觉喉咙有些发干，“我不是觉得委屈。我只是……只是觉得，还有很多事没做。”
周老抬眼看了看我，目光深邃，没有打断。
“我看到过基层的难处，知道老百姓盼着什么。在您身边，我学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不是只为了找个安稳地方养老的。”我的声音渐渐坚定起来，“那些报告里的数据，那些调研中的见闻，它们不是纸上的墨迹，是活生生的人，是等着我们去改变的生活。老师，我……我想做事。”
最后四个字，我说得很轻，却像用尽了全身力气。
周老沉默了片刻，缓缓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做事？去哪里做？怎么做？青云县，那是全省挂了号的贫困县，情况复杂，班子保守，财政窟窿比脸还干净。你去那里，是县长，不是调研员，是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搞不好，就是一身泥泞，寸步难行。”
“我知道难。”我迎着他的目光，“但总得有人去。您常教导我们，为官避事平生耻。我不想等老了，回头看，发现自己最该拼搏的时候，选择了最安逸的路。”
周老久久没有说话，书房里只有旧式座钟滴答作响。最终，他叹了口气，摆摆手：“罢了，雏鹰总要自己飞。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别后悔就行。组织部那边，我会打个招呼，但最终能不能成，看你自己的造化。”
从周老家出来，夜风微凉，吹在脸上，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回到我和清薇那个不大的家，她正坐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柔和的灯光勾勒出她安静的侧影。
我把两份选择和我的决定告诉了她。
她放下笔，转过身，认真地看了我很久，才轻声说：“去青云县？听说那里很苦。”
“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苦。”
“你决定了？”
“决定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为那里做点什么。”
清薇低下头，手指摩挲着红笔，半晌，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个温柔而坚定的笑容：“那就去吧。家里有我。只要你还记得为什么出发，无论多苦，我都支持你。”
她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但这简单的话语，却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和不安。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与此同时，赵瑞龙的电话也适时地打了过来，语气一如既往的热情，却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试探和优越感：“致远啊，听说周老板要去人大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要不来我这里？市里刚成立了一个城建投资集团，正缺你这样的笔杆子和智囊，过来当个副总，级别待遇绝对比在省里强，关键是实惠！”
我握着话筒，能想象到他此刻志得意满的表情。他曾是周老赏识的另一个年轻人，却早早选择了另一条更“务实”的道路，如今已是邻市炙手可热的实权派。
“瑞龙，谢谢你的好意。”我平静地拒绝，“我申请了下基层，去青云县。”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随即传来夸张的笑声：“青云县？我说致远，你没开玩笑吧？那鸟不拉屎的地方，穷山恶水出刁民，你去那儿能有什么作为？是不是周老走了，有人给你穿小鞋了？跟兄弟说，我帮你……”
“没有，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打断他，“我想去基层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做实事？”赵瑞龙的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和不解，“老弟啊，不是我说你，你这想法太天真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在讲奉献？在上面动动笔杆子，协调关系，不比在下面摸爬滚强？算了算了，人各有志，等你碰了钉子，就知道哥哥我今天的话是为你好了。”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省城璀璨的夜景。赵瑞龙的话像一根刺，虽然不痛，却清晰地标示出我们之间已然不同的道路。他的“实惠”和“关系”，与我所追求的“做事”，仿佛是两个世界的语言。
几天后，我正式向组织部提交了申请，主动要求到全省最贫困的青云县工作，希望能担任县长职务，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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