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的冬雾，沉沉地裹住涅瓦河两岸。1975年1月，这座城市的白昼短得可怜，下午三点，天色暗得让人发慌。在瓦西里岛一栋斯大林式公寓楼的四层，伊万·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推开窗户，寒气裹挟着煤烟味扑面而来。他望着对面那所“十月革命先锋”中学——一座由沙皇时代旧兵营改造的灰砖建筑，尖顶刺向铅灰色的天空，像一排排僵直的墓碑。伊万搓了搓冻红的手，转身对妻子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说：“谢尔盖今天又没去上学。这已经是第三周了。他躺在那儿，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稻草人。”
安娜正用一块磨得发亮的铝盆煮着稀薄的卷心菜汤，蒸汽模糊了她眼角的皱纹。“医生说他只是累了，伊万。可昨天教导主任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上门，说再这样下去，谢尔盖会被开除学籍。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开除？这简直是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
卧室门虚掩着，缝隙里透出微弱的光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蜷缩在窄小的铁架床上，被子蒙过头顶，只露出一缕浅金色的头发。床头柜上摊着数学课本，书页崭新如初，仿佛从未被翻动过。他的呼吸轻缓，近乎停滞，但伊万知道儿子醒着——每当他推门，那呼吸会瞬间凝滞，像受惊的野兔。
“谢尔盖！”伊万猛地拉开门，声音在狭小的房间里炸开，“起来！格里戈里老师三点要来家访，你必须穿好衣服，坐到桌边去！”
被子纹丝不动。只有墙角的老式收音机，不知何时自己沙沙作响，断断续续飘出柴可夫斯基《悲怆》的片段，旋即又化作刺耳的电流噪音。安娜端着汤碗跟进来，轻声说：“让我试试，伊万。你吓着他了。”她坐在床沿，指尖隔着被子轻触儿子的肩膀：“谢瑞，妈妈知道学校很闷。但规则就是规则，就像伏尔加河必须向东流。你告诉妈妈，到底怎么了？”
被子下传来一声模糊的呜咽，像被捂住的哭声。接着，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钻出来：“墙……在说话。它说……我可以躺下。躺下就安全了。”
伊万嗤笑一声，粗鲁地掀开被角。谢尔盖的脸苍白得透明，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他下意识地缩向墙角，仿佛那斑驳的墙纸是唯一的盾牌。“胡扯！墙怎么会说话？是游戏玩多了，脑子被电视辐射烧坏了！”伊万抓起课本拍在床头，“看看这道题！分数除法！你连这个都不会，将来怎么建设共产主义？怎么当工人阶级的螺丝钉？”
“伊万，别这样！”安娜拦住丈夫，转向儿子，“墙说什么了，谢尔盖？”
男孩的瞳孔在昏暗中放大，映着窗外最后一丝天光：“它说……我是自己的主人。不用做机器。躺下……就能听见风在唱歌。”他说完，又猛地拉起被子，整个人缩进阴影里，只剩一截脚踝露在外面，瘦得像枯枝。
伊万烦躁地踱到窗边。楼下，几个穿着深蓝色校服的孩子正被老师押着列队进校门。他们垂着头，书包带勒进瘦小的肩胛骨，脚步整齐划一，宛如一群被无形绳索牵引的木偶。伊万想起自己少年时在集体农庄劳作的日子，锄头磨破手掌，监工的哨声就是律法。他以为给儿子铺了条光明大道——重点中学、奥数班、共青团预备队——却不知何时起，这条路变成了流沙。他喃喃道：“躺平？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我们伊万诺夫家祖辈都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弯着腰也能把船拉到里海！”
安娜没接话。她默默盛了一碗汤放在床头，汤面浮着两片蔫黄的菜叶。当她指尖触到碗沿时，整栋楼突然剧烈震动，墙壁发出沉闷的呻吟。灯泡疯狂闪烁，收音机爆发出尖锐的啸叫，盖过了《悲怆》的尾音。震动只持续了十秒，却让安娜手中的汤碗脱手摔碎。瓷片四溅中，谢尔盖在被子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像被扼住喉咙的鸟。
“地震？”伊万冲到窗边。楼下街道纹丝不动，只有寒鸦扑棱棱飞起，撞向阴云。他回头，发现谢尔盖已坐起身，眼睛直勾勾盯着对面墙壁。墙纸是廉价的灰绿色条纹，此刻正诡异地起伏，仿佛有活物在夹层里蠕动。一滴暗红色的液体，缓慢地从墙纸接缝处渗出，蜿蜒流下，在墙角积成一小滩，散发着铁锈般的腥气。
安娜脸色煞白：“上帝啊……是血？”
“别迷信！”伊万强作镇定，用抹布去擦，“老房子墙皮受潮罢了。”但抹布擦过之处，墙纸竟簌簌剥落，露出底下砖石。砖缝间，密密麻麻刻满了细小的字迹，全是歪歪扭扭的西里尔字母：“让我选择”“我想画画”“今天可不可以不做题”“妈妈，我头疼”……字迹深嵌进砖缝，像用指甲或牙齿生生抠出来的。最下方，一行新刻的字迹还带着湿泥的痕迹：“躺下。安全。”
谢尔盖伸出颤抖的手指，轻轻触碰那行字。指尖刚碰到砖面，整面墙突然发出玻璃碎裂般的脆响。砖块竟如活物般蠕动重组，缝隙扩大成一张咧开的巨口，里面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一股冰冷的气流从中涌出，卷起地上的课本纸页，哗哗作响。一个沙哑的、非人的声音从黑暗深处飘来，带着多重回响，仿佛千万个喉咙在同时低语：“……谢尔盖……进来……这里没有铃声……没有分数……只有自由……”
伊万一把将儿子拽到身后，抄起门后的扫帚砸向墙洞。扫帚柄撞上砖墙，发出沉闷的“咚”声，墙洞瞬间消失，砖缝恢复原状，连血迹也干涸成褐色污渍。只有空气中残留的寒意，和谢尔盖急促的喘息。
“见鬼了！”伊万喘着粗气，额角渗出冷汗，“明天就去找区教育委员会！这房子闹邪，必须换！”
安娜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指尖冰凉。她忽然想起童年时祖母讲过的老故事：沙皇时代，冬宫地牢里关过太多不肯背诵教义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化作“墙灵”，专找被规则压垮的幼小心灵。可那是迷信，是旧时代的糟粕。在伟大的苏维埃，只有科学和钢铁意志。她抱紧谢尔盖，声音发颤：“不怕，妈妈在。墙不会吃人。”
但谢尔盖把脸埋在她怀里，肩膀无声地耸动。他听见墙内传来细微的抓挠声，像无数指甲在砖石上轻轻刮擦，持续不断，永无休止。
第二天，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如约而至。这位教导主任穿着笔挺的深灰色制服，肩章擦得锃亮，皮鞋踏在公寓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咔哒声。他腋下夹着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镰刀锤头徽记。伊万夫妇手忙脚乱地奉上粗陶杯装的淡茶，格里戈里只抿了一口便放下，目光如探照灯扫过狭小的客厅。
“伊万诺夫同志，”他声音平板，带着公文腔调，“谢尔盖同学连续二十一日旷课，作业零分，课堂表现记录空白。根据《苏维埃学校纪律条例》第17条，这已构成严重违纪。共青团的大门不会向懒惰者敞开。”
安娜急切地插话：“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孩子最近精神不好，我们想带他去……”
“精神问题？”格里戈里冷笑一声，从笔记本抽出一张纸拍在桌上，“医生证明呢？区医院的诊断书呢？没有文件，就是逃避责任！谢尔盖的母亲，您要知道，每个苏维埃儿童都是国家的财产。他的头脑属于集体农庄，属于五年计划，不属于这张床！”他猛地拉开谢尔盖卧室的门。男孩正蜷在墙角，用蜡笔在墙纸上涂画——一片扭曲的蓝色天空，下面站着无数没有面孔的小人，全都平躺着，手臂交叉在胸前，像一排排棺材里的尸体。
格里戈里大步上前，一把夺过蜡笔折断：“污损公物！这是资产阶级颓废艺术！”他揪住谢尔盖的衣领将他提起来，男孩轻得像一捆干草。谢尔盖没有挣扎，只是抬起空洞的眼睛：“老师……墙说……您也躺下过。”
格里戈里的手僵在半空。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仿佛被无形的针扎中。他松开手，整了整制服领口，声音陡然拔高：“胡言乱语！纪律就是纪律！明天早上七点，谢尔盖必须坐在三年二班教室！否则，我亲自来押他去教务处！”他转身离去时，皮鞋声在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上。
当晚，伊万夫妇在厨房密谈。炉子上炖着寡淡的甜菜汤，热气氤氲中，安娜的眼圈红肿：“今天社区医生来过。他说谢尔盖营养不良，建议休学半年。可格里戈里……”
“休学？”伊万狠狠捶了下桌子，汤碗跳了起来，“那等于承认我们教育失败！邻居瓦西里家的儿子刚被推荐去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就因为奥数拿了区第三。咱们谢尔盖呢？连作业本都填不满！”他压低声音，“我托人打听了，格里戈里明年要评‘功勋教育工作者’，他需要全勤班级。谢尔盖是他名单上唯一的污点。”
安娜望着卧室门缝透出的微光，谢尔盖又在和墙说话，声音轻柔如摇篮曲。她突然抓住丈夫的手腕：“伊万，记得我们结婚前吗？在斯摩棱斯克乡下，你教我认野花。你说蒲公英的种子想飞就飞，没人能命令它落在哪里。谢尔盖……他小时候多爱画画啊，画小猫，画云朵，画带翅膀的拖拉机。现在呢？他的画本里全是分数表。”
“那能当饭吃吗？”伊万甩开手，烦躁地踱步，“没有文凭，他将来只能去涅瓦河码头扛麻袋！你忍心？”
“我忍心看他变成行尸走肉吗？”安娜的声音陡然尖利，又迅速低下去，带着哽咽，“昨天墙里……我听见了。不是幻觉。它说‘让选择’。伊万，孩子不是机器。”
“迷信！”伊万抓起大衣，“我去找区教育委员会！总有人管这种怪事！”
门砰地关上。安娜独自坐在昏暗的厨房，汤锅咕嘟作响。她起身推开卧室门。谢尔盖站在墙边，正用指尖描摹砖缝里那些细小的刻字。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亮他半边脸，另半边隐在阴影里，嘴角竟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妈妈，”他头也不回地说，“墙说……它饿了。它想吃掉所有不听话的铃声。”
安娜的心跳漏了一拍。她上前搂住儿子，触手冰凉。这时，整栋楼又开始震动，比昨日更剧烈。墙壁呻吟着，墙纸大片剥落，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刻字，新字迹正从砖缝里渗出鲜血般缓慢浮现：“格里戈里也躺下过……在1943年……地下室……”
震动平息时，伊万冲了进来，大衣沾满雪沫：“没用！委员会说这是‘精神污染’，要送谢尔盖去特殊学校！明天必须去上学！”他没注意到墙上的异样，只看见妻子惨白的脸，“怎么了？”
安娜指着墙壁，嘴唇哆嗦：“看……字……在动……”
伊万扭头。砖缝里的字迹正像活蛆般扭动重组，最终拼成一行清晰的句子：“明天七点。教室见。——墙灵”
次日清晨六点，寒流如刀。伊万粗暴地给谢尔盖套上厚棉袄，男孩像提线木偶般顺从，眼神却飘向窗外灰白的天空。安娜塞给他一个铝饭盒，里面是黑面包和腌黄瓜。“吃点东西，谢瑞。”她抚摸儿子冰冷的脸颊，声音哽咽。谢尔盖轻轻摇头，饭盒被他放在桌上，纹丝未动。
去学校的路很短，却像穿越西伯利亚冻原。涅瓦河支流在脚下结着黑冰，铅灰色的雾霭中，列宁格勒的尖顶教堂沉默矗立，十字架在雾中若隐若现，如同上帝遗忘的指针。“十月革命先锋”中学的大门敞开着，像巨兽的咽喉。校门旁的雪堆里，插着一块木牌，红漆刷着醒目的标语：“纪律是苏维埃的钢铁脊梁！”
校门内，景象诡异得令人窒息。本该喧闹的操场空无一人，积雪覆盖的篮球架扭曲成怪诞的形状，篮板上用血红的油漆涂着一个巨大的“x”。教学楼走廊里，日光灯管滋滋闪烁，投下摇晃的影子。墙壁不再是灰砖，而是覆盖着厚厚一层蠕动的、深绿色的苔藓，散发出沼泽般的腐气。苔藓缝隙里，隐约可见无数细小的眼睛在眨动。
“人呢？”伊万抓起谢尔盖的手腕，声音发紧。他推开三年二班教室的门。
教室空荡得可怕。课桌椅整齐排列，桌面却覆盖着厚厚的灰烬，像刚经历一场大火。黑板擦得雪白，上面用粉笔写着：“欢迎回家，谢尔盖。今天学除法：把你自己除以规则。”粉笔字迹未干，笔锋带着诡异的弧度。
突然，铃声炸响！不是电铃，而是无数生锈铁片互相刮擦的刺耳噪音，从墙壁、天花板、地板缝隙里钻出来，尖锐得能刺穿耳膜。谢尔盖痛苦地捂住耳朵蹲下，伊万也被震得踉跄。铃声中，课桌椅开始移动，桌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自行排列成僵硬的方阵。灰烬从桌面簌簌抖落，露出底下刻满的字迹——“我想哭”“她骂我笨猪”“妈妈，接我回家”……
“格里戈里！”伊万对着空荡的教室吼道，“出来！这是什么把戏？”
一个声音从讲台后传来，带着电子杂音般的失真：“伊万诺夫同志……你迟到了三分钟。罚站。”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缓缓站起。他穿着笔挺的制服，但肩章歪斜，脸色青灰如尸体，眼窝深陷处没有瞳孔，只有两团旋转的黑色雾气。他手中没有教鞭，而是握着一串生锈的钥匙，每把钥匙都拴着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写着学生的名字。
“格里戈里老师？”伊万后退一步，撞翻一张课桌。灰烬中，一只苍白的小手伸出来，抓住桌腿。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无数枯瘦的手从课桌下、墙壁里、天花板缝隙中钻出，手指僵直地指向谢尔盖。手的主人是半透明的孩童幽影，穿着破旧的校服，胸前别着生锈的少先队徽章。他们没有脸，只有一片模糊的阴影，喉咙里发出单调的复读声：“分数……分数……分数……”
格里戈里的嘴角咧开，露出森白的牙齿：“谢尔盖同学，你逃避了二十一天的分数。现在，补上。”他扬起钥匙串，纸片哗啦作响。每张纸片飘起，在空中燃烧，化作灰烬落下。灰烬触地即燃，腾起幽蓝火焰，火焰中浮现出谢尔盖的试卷——每道错题都变成蠕动的黑色甲虫，甲虫背上刻着“懒惰”“愚笨”“不配”。
谢尔盖却笑了。他松开捂耳朵的手，任铃声灌满颅骨。他走向讲台，脚步轻得像羽毛。“墙告诉过我，”他的声音在铃声中异常清晰，“1943年，您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当战地教师。地下室里，炮弹震塌了半堵墙。您看见砖缝里刻着‘我想回家’，是孩子们留下的。可政委说：‘哭声会瓦解士气，把墙补上！’您亲手糊上了水泥……然后躺下，在黑暗里睡了三天。醒来时，政委说您是逃兵，要送去惩戒营。”
格里戈里脸上的青灰色瞬间褪成死白，钥匙串叮当落地。幽蓝火焰猛地蹿高，映出他制服下摆——那里没有腿，只有一团纠缠的黑色藤蔓，根须深深扎进讲台地板。藤蔓上挂满小铜铃，每片叶子都是一张缩小的学生脸，表情痛苦地重复着：“背诵！背诵！背诵！”
“闭嘴！”格里戈里嘶吼，声音分裂成多重回响，“规则就是生命！没有纪律，苏维埃会崩塌！”
“可您崩塌了，”谢尔盖轻声说，走到墙边。苔藓在他触碰下退开，露出砖缝里一行新刻的字：“格里戈里躺下了。1943.3.12”。男孩的手按在字迹上，整面墙轰然洞开，黑暗如潮水涌出。无数低语从洞中飘来，温柔而悲伤：“躺下吧……安全……自由……”
伊万扑过去想拽回儿子，却踢到一具课桌下的幽影。那孩子抬头，阴影的脸突然清晰——竟是童年时的格里戈里！他穿着褪色的少先队服，胸前别着歪斜的徽章，手里紧握半块黑面包。“妈妈说考不上大学，面包会变成石头……”幽影喃喃道，面包在他掌心石化，沉重地坠向地面。
“不！”格里戈里（教导主任）发出非人的嚎叫，藤蔓根须疯狂抽打。幽蓝火焰席卷教室，课桌椅在火中扭曲成人形骨架，骨架上挂着写满分数的纸条。铃声尖锐到极致，伊万的耳中渗出血丝。他看见谢尔盖站在墙洞前，身影开始透明，像融化的雪人。男孩回头，最后看了父亲一眼，嘴唇无声开合：“选择……妈妈……”
墙洞猛地闭合。谢尔盖消失了。灰烬从天花板簌簌落下，覆盖住燃烧的火焰。铃声戛然而止，死寂中，只有格里戈里的藤蔓根须在灰烬里抽搐，每片叶子脸都凝固在无声的尖叫中。他青灰色的脸转向伊万，黑色雾气在眼窝翻滚：“下一个……是谁？”
伊万跌跌撞撞冲出教室，走廊的苔藓已爬满墙壁，无数细小眼睛在蠕动。他跑下楼梯，冲出校门。寒风如刀刮在脸上，却带着活人的气息。他瘫倒在雪地里，望着教学楼黑洞洞的窗口。最高那扇窗后，隐约浮现出谢尔盖的侧影，正平静地望着涅瓦河的方向。他的身影渐渐淡去，与玻璃上凝结的冰花融为一体。
三天后，伊万和安娜站在教育委员会冰冷的办公室里。窗外飘着细雪，窗内暖气嘶嘶作响。委员会主席波波夫同志——一个秃顶男人，金丝眼镜后藏着疲惫——推过一份文件。
“失踪人口报告我们收到了。”波波夫用钢笔敲着桌面，“但根据校方记录，谢尔盖·伊万诺夫同学于1月15日正常到校，参与集体学习活动。精神状态良好。格里戈里老师可作证。”他翻开另一份材料，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同志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梗逝世。遗体在办公室发现。他是教育战线的烈士。”
安娜浑身发抖：“可墙上有字！学校会吃人！谢尔盖被墙带走了！”
波波夫摘下眼镜，慢条斯理地擦拭：“伊万诺夫同志，安娜同志，苏维埃不相信鬼神。只相信组织，相信科学。”他指指墙上标语，“‘向科学进军！’谢尔盖同学可能去了别的城市，或者……”他意味深长地停顿，“受了不良分子蛊惑，加入地下反苏维埃组织。建议你们配合克格勃调查，争取宽大处理。”
伊万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他想起谢尔盖消失前的眼神，想起妻子在厨房的泪水，想起童年时斯摩棱斯克原野上飞舞的蒲公英。他猛地抬头：“我要换学区！搬去远东！只要离开这所学校！”
“搬？”波波夫冷笑，“全苏维埃的学校都一样。纪律是钢铁，孩子是矿石。不锤炼，不成钢。”他按下桌铃，“警卫同志，请送伊万诺夫夫妇出去。他们需要思想改造。”
回家的电车叮当行驶在涅瓦大街。安娜靠在丈夫肩上，无声流泪。伊万望着窗外：商店橱窗贴着“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海报，工人雕像高举铁锤，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广场，歌声嘹亮：“祖国，我的母亲……”没有一张脸是放松的。他们的笑容像用模具压出来的，嘴角上扬的弧度精确得可怕。
公寓楼静得像坟墓。伊万推开门，一股寒意扑面而来。客厅墙壁的墙纸全剥落了，露出底下赤裸的砖墙。砖缝里，血字正在缓缓浮现：“选择。现在。”字迹新鲜湿润，带着谢尔盖笔迹特有的圆润弧度。
安娜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触到冰冷的砖面。整面墙无声地滑开，露出后面幽深的通道。通道里没有光，只有无数低语汇成的风声，温柔地拂过脸颊：“进来……躺下……安全……”
伊万一把将妻子拽回：“别信！是陷阱！”
“可那是谢尔盖的声音，”安娜泪流满面，“他在等我们。墙说……它只吃掉那些拒绝选择的人。”
伊万环顾这个家：厨房里炖锅早已冰冷，床头摆着谢尔盖没吃完的黑面包，窗台上积着薄薄一层灰。他忽然跪倒在地，额头抵着冰冷的地板。四十岁男人的呜咽在空屋里回荡：“我错了……我只想他活着……像个人那样活着……”
墙内的低语忽然清晰起来，不再是谢尔盖的声音，而是千千万万个孩童的合唱，带着涅瓦河冰层下的呜咽：“爸爸……妈妈……选择吧。”
安娜挣脱丈夫的手，走向墙洞。伊万扑过去抓住她的脚踝：“你会消失的！像谢尔盖一样！”
“可我们已经消失了，伊万。”安娜回头，脸上泪痕未干，眼神却异常平静，“二十年来，我们活在别人的规则里。在工厂打卡，在商店排队，在会议上鼓掌……我们早就是墙里的幽灵了。”她轻轻掰开丈夫的手指，“如果谢尔盖在墙的那边……我得告诉他，妈妈终于听见了。”
她踏入墙洞。身影消失前，最后回望一眼。墙洞缓缓闭合，砖缝里的血字一闪而逝，新字迹浮现：“伊万·彼得罗维奇。轮到你了。”
伊万瘫坐在地，砖墙冰冷如墓碑。他摸出烟盒，只剩最后一支。火柴划亮的瞬间，他看见对面墙上自己的影子——影子没有跟随他点烟的动作，而是缓缓躺下，手臂交叉在胸前，嘴角弯起解脱的弧度。烟头掉落，火星在地板上滋滋熄灭。
墙内，低语变成了歌声。不是校歌，不是国歌，是谢尔盖小时候最爱哼的童谣，调子荒腔走板，却带着伏尔加河春汛般的生机：“小船儿摇啊摇，不问方向往哪飘……风说东，浪说西，我的心自己跳……”
伊万颤抖着站起来，走向那面墙。他伸出手，指尖触到粗糙的砖面。寒意刺骨，却奇异地抚平了心口的绞痛。他想起父亲在伏尔加河上拉纤时说过的话：“绳子太紧，会断。人太紧，会疯。”
墙缝里，一行新字迹正从砖石中渗出，带着谢尔盖笔迹的温度：“爸爸，躺下。这里没有铃声。”
伊万闭上眼。他感到砖墙像活物般在掌心起伏，仿佛沉睡巨兽的呼吸。外面，列宁格勒的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涅瓦河，覆盖了尖顶教堂，覆盖了所有标语和雕像。雪片无声飘落，像无数选择的种子，等待春天。
他躺下了。身体陷入砖石的怀抱，比铁架床柔软千万倍。黑暗温柔地漫上来，淹没耳畔的低语。最后一刻，他听见墙外世界传来遥远的、真实的声响——是邻居瓦西里家的小孙子在楼下堆雪人，笑声清脆如铃，盖过了所有电铃的嘶鸣。
墙内的歌声更响了。这一次，伊万听清了歌词：
“……砖缝里开出的花，比勋章更无瑕。
躺下不是终点，是种子在发芽。
当千万颗心选择做自己，
钢铁的城墙，终将化作春泥。”
黑暗彻底拥抱了他。砖墙恢复平整，墙纸的碎屑在角落堆积，像一层薄薄的雪。只有月光穿过窗棂，照亮墙缝里最后一行未干的字迹，在寂静中微微发亮：
“选择。就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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