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初，又迎来了清点胜利果实，享受丰收喜悦的好日子。
上个月洪衍武连电影票带倒指标，总共拿了六万六千块的纯利。
他那些在电影院门口吃饭的手下们，成功实现了收入翻番，等于又是一个双薪月。
“糖心儿”和“刺儿梅”，这次因为沾了“二头”的光，利润比往常一下激增了两倍，各自分了六千块。
这不但使“糖心儿”成天乐吟吟的，也让“刺儿梅”笑得眯起了眼，甚至对“小地主”说话都硬气了三分。
这完全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钱哪，不但是英雄胆，它照样也是女人的胆。
最值得称赞的是“二头”，按说好的，这小子拿到了两千块的分红。
可这些钱，他自己个也没独闷儿。竟然不容推辞地跟“大眼灯”、“伸手来”和“滚子”一人伍佰地平分了。加上“工资”，他们每人拿了得有八百多。
照他这路子，可以说这哥儿四个已经领先一步实现幸福的共产主义了。
对这一点，洪衍武固然觉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日子长了肯定难以一直如此的维系下去，但心里还是满欣赏的。
因为这一举动足见人品。既然是这样的人为他办事，他还能不放心么？
当然，在处理钱的方面，洪衍武现在也是不用太发愁了。照样是王府井和琉璃厂两头跑，买名人字画、买印石三宝。
而且因为不着急了，他还慢慢挑上了，跟各家店混熟的人都打了招呼。
说只要有罕见大块料的田黄、鸡血，或是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宾虹的画作，一定给他留着。
说实话，他这时候还真颇有点志得意满之感。幻想着自己的下半辈子，要不然也开个印石字画博物馆玩儿玩儿得了。
那到时候，随着这些东西的行情上涨。肯定是各路媒体争相报道啊。
他必定也得混上个什么文玩大家的称号。也得上电视台做几期节目去，听那些主持人满口“老师”称呼着。
马老师弄古董，那还算什么呀！能跟他比吗？
官窑青花也不过是论千万算的。顶多和他手里的田黄打个平手。可这些字画，那都是论亿算的。咱一副顶他十个官窑！
想着出风头的美事，心里乐到了极点。洪衍武还好为人师地想教育一把“糖心儿”呢。
“姐姐，跟我学着点吧，你也买点字画、印石。你就知道傻留钱，那票子算什么呀，只会越来越毛。物以稀为贵懂吗？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懂吗？买这些东西，就跟咱俩手里的邮票似的，也能不断上涨。同时还透着品味，熏陶个人修养……”
陪着他一起逛商店的“糖心儿”倒是挺虚心地点点头。“嗯，说的挺在理……”
可跟着，就伸出那纤纤素手，把洪衍武用小一千块，刚收的两张画轴拿走了。
那是一张齐白石的仕女图，一张徐悲鸿的猛虎图。
众所周知，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最出名。但从某种角度说，之所以如此，除了这两种东西他们画的传神，那也是因为这两种东西他们画的最多。
其实像这种画家本人很少尝试的题材，价格往往还会更高一筹。
所以洪衍武的笑模样，立刻变成了傻眼。
“唉，唉，你这是干嘛呀？”
“糖心儿”睁着大眼睛，完全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干嘛？听你的，我拿两张画挂家去也熏熏呗。”
“洪衍武”立刻干呛了一口。
“薰？你当薰蚊子哪。我是怕你吃亏，才让你别留钱……”
可不防倒让“糖心儿”抓着话柄了。
“什么你的我的？你的还不是我的？咱俩以后不是一家子？要我说，今后你就继续买字画，我留着钱呗……”
“我，我……得，您有理……”
“我还想要两块石头呢，你光留着有什么意思，咱俩也一人刻个章呗。有章省事，都不用写名字了，一盖就行……”
“行，行，您兹要高兴，怎么都成……”
洪衍武这真是强忍住了心疼，还得陪笑脸呀。可谁让他穷得瑟的呢？
这就叫报应，还是有人能治他。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这种痛苦也蛮让人自得的。
什么叫有钱人？那就是得把好东西不当好。什么几千万、几个亿的，咱根本不在乎，说糟践就糟践。
爷，那揍逮系介个样儿～
同样是在这个月的月初，洪衍武和和陈力泉的工作也终于有了着落，这俩人又有地儿上班了。
说句不过分的话，街道的这位李大主任，当初给他自己亲兄弟张罗工作都没这么尽心过。
这也就是看在电视机的份儿上，才会按着他们的要求，不厌其烦地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总算是在前门段儿上给他们寻摸着了一个较为合适的事由。
要说这个工作还真不错。虽然是临时工，一月照样是十八块钱。可每天是在室内上班，固定早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六个小时工作时间。
说是体力工作者，可也到不了四脖子汗流的地步，每周还有一天休息日，那比待在菜站，天天雨打风吹可强多了。
不过这活儿唯一的缺陷就是臭，有点腌臜。他们得见天儿跟猪肠子打交道。
哪儿啊？这什么工作啊？
嗨，京城老字号，鲜鱼口的“天兴居”饭馆。
京城人大多吃过炒肝，都知道这是正宗的京城风味小吃。但上了年纪的老京城人，还知道有关“炒肝”更多的故事。
比如说，知道这玩意其实是由“白水猪杂碎”演变来的。
知道“炒肝”的创始者本是创业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会仙居”。
知道当年是大记者杨曼青出主意做公关，才捧火了“会仙居”的炒肝。
还知道民国22年（1933年），借“会仙居”第三代传人闹内讧之际，它斜对面的“天兴居”后者居上。最后不但把“会仙居”给干趴下了，1952年还把“会仙居”给吞并了。
而从此至今，这京城的“炒肝”，也就首推“天兴居”为正宗之源了。
这个“第一”的名头可不是白占的。哪怕是在这样的年月，别的地方炒肝买一毛钱一碗，“天兴居”靠着首屈一指的味道和制作工艺，都能卖两毛钱一碗。
还别看这么贵，还照旧是人满为患。每天熬的七锅“炒肝儿”，一锅能卖一百三十碗，不到九点钟，准告售罄，晚一步都吃不着。这就是差距！
可能说到这儿就有人感到奇怪了。会问，“这么牛的老字号，那怎么会有洪衍武和陈力泉的位置呢？能让他们两个强劳过的人来上班，那李主任的面子可够大的！”
嗨，这事儿也得两说着。
怎么呢？
一方面“天兴居”的名气大是不假。可它出名儿也只是出在这碗“炒肝”上了。
这东西，京城人是当早点吃的，配着点包子或烧饼、火烧，可不能当正餐。所以说破了大天儿，这“天兴居”本质上就是一个大点儿的早点铺。
店堂四五十平米，也就摆十来张桌子，比普通小饭馆大点儿不假，但和“京城烤鸭店”（聚德全）、“齐鲁餐厅”（便宜坊）这些老字号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说到实际的经营状况，除了早上六点到九点，热闹不到仨小时，其余时间顾客寥寥无几。
也就中午还兼营点炒菜、炒饼、蛋花汤之类的简便午餐，应付几个逛前门只求填饱肚子的外地旅客。
至于晚上那根本就别想了，鬼影子也没一个。所以也就不营业了，一过下午两点，直接上板儿关门。
另一方面呢，“天兴居”现在也确实是急缺干活的人手。而这就得说到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了。
原来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天兴居”从“运动”时期起，招来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
就这帮小青年，无论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共性是干嘛嘛不灵，吃嘛嘛香。还都打骨子里就看不上服务行业，颇有些自觉龙游浅水、大材小用的委屈。
打上班的头一天起，他们就没认真工作过。最擅长反倒是的迟到、早退、吵架、扯淡、或者是跳跳“忠字舞”，打打“敲三家”什么的。
真论干活，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用掌灶司永祥师傅的话说，只要这帮小子上班别把蛐蛐带来，别再掉进炒肝锅里去。包包子时候别抽着烟，再把烟灰给包进去，他就谢天谢地了。
干脆，还是让他们闲着吧，也比裹乱惹事的好。
所以实际上，“天兴居”一直都是靠老职工们的自觉性维持着日常经营。特别是厨房里的事儿，关系到店铺的百年声誉，试过几次之后，就谁也不敢让小年轻们插手了。
当然，小年轻们自己也乐得清闲，每天仨小时最忙的时候收收脏碗、抹抹桌子，剩下时间也就抽烟打牌去了。就没一个人，想着跟老师傅学点技术的。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而随着老师傅们一个个退休了，年轻人继续一个个增多。自然干活的自然越来越少，吃饱了混天黑的越来越多。
那么天长日久，全部积累起来的矛盾真到了某种程度上，也就会来一个总爆发了。
而现在恰恰就是这种时刻，因为洗肠子车间的两位老职工刚刚退休，百十斤猪肠子每天清洗和处理的任务没人干了，成了个让人头疼的大难题。
是，老职工们还是有人会干，可是真忙不过来了，至于小年轻们，根本碰都不愿意碰一下。
于是这可就愁坏了白白胖胖，弥勒佛一样的沙亮宝经理。要没了处理好的猪大肠，哪儿能变出一锅锅的炒肝儿来呀。
倘若京城百姓吃不到这一口，那是要叫屈骂娘的呀。真写封信到饮食公司，肯定得挨上级批评。关键是挨批之后还照旧得解决问题，那不就太亏了嘛。
还真是巧了，就在这种最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时候，一个受李主任所托的电话，打到了沙经理的办公桌上。
正满头大汗的沙经理一接电话眼睛就亮了。
有两个能干活的小年轻想来这儿当临时工？这不正是想睡觉，就有人给递枕头嘛。
强劳过？那倒不算什么，反正俩小子也不是因为偷进去的。
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有毛病的人，他也不能甘心没有正式编制，还干这种活儿不是？
得，这么着，这事儿就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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