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成都平原，本应是万物复苏、农事渐起的时节，然而自宋军入城后，这片“天府之国”却并未迎来预想中的平静。王全斌虽明令约束军纪，但北伐以来长期征战积累的疲惫与压抑，加之灭蜀大功告成的骄矜之气，使得部分中下层将领和士卒渐渐放松了警惕，心底那点对战利品的渴望，如同野火般在军中悄然蔓延。
起初，还只是零星的小规模骚扰，强买强卖，或是借搜查逆党之名，闯入富户家中顺手牵羊。主持大局的王全斌、崔彦进等人忙于接收府库、安抚降官、稳定大局，对这些“细枝末节”难免有所疏漏，甚至在某些将领的默许或纵容下，变本加厉。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支奉命前往成都以北、汉州一带接收城池、征调粮草的宋军部队身上。这支队伍的将领本就军纪松弛，士卒更是鱼龙混杂。他们进入汉州地界后，不再满足于官方征调，而是肆无忌惮地纵兵抢掠。富户的仓库被打开，粮食布帛被强行运走；平民百姓家中稍有值钱之物，亦难幸免，若有反抗，轻则拳打脚踢，重则刀剑相向。一时间，汉州境内哭嚎遍野，烽烟四起，昔日相对安宁的州县，瞬间化为人间地狱。
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蜀中各地。原本就对北方征服者心存疑虑、惊惧未定的蜀地军民，此刻那压抑的恐惧瞬间转化为了冲天的怒火。“宋狗要绝我蜀人之生路！”类似的言论在乡野市井间疯狂传播。归降的蜀军旧部，本就被解散安置，心中本就憋闷，闻此暴行，更是群情激愤，暗中串联。那些原本因大势已去而暂时蛰伏的蜀地武林人士、地方豪强，也找到了重新举起刀剑的理由——保乡卫土，驱逐暴宋！
在这股汹涌的暗流中，一个原本并不十分显眼的名字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全师雄。他原是后蜀文州刺史，算是一方镇将，后蜀灭亡时顺势归降，被宋廷授为眉州刺史（遥领），并未掌握实权，与其部属暂驻于成都附近的彭州。全师雄在蜀军旧部中素有威望，为人也较有血性。当汉州惨状和宋军四处劫掠的消息传来，尤其是听闻自己的旧部也有受辱遭劫者，他再也无法坐视。
“朝廷既已受降，何以纵兵行此禽兽之事？岂非要逼反我蜀中数十万军民耶！”全师雄在营中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他麾下的将领士卒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
动乱，首先从彭州爆发。一群被宋军劫掠、死里逃生的百姓逃至彭州，向全师雄哭诉遭遇，更有激进的蜀军旧部直接袭击了当地一支小股宋军巡逻队。事态迅速失控。全师雄见群情汹涌，知事已不可挽回，加之自身亦对宋军暴行愤慨不已，遂顺势而起，打出“抗宋保蜀”的旗号，自称“兴蜀大王”，迅速召集旧部，并传檄四方。
檄文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整个蜀中盆地。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宋军的不满、对故国的怀念、对生存的渴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各地州县，归降的蜀军纷纷倒戈，杀死宋军委派的官员和留守的小部队；地方豪强率领家丁乡勇占据城池坞堡；甚至许多寻常百姓，也拿起锄头棍棒，加入反抗的队伍。叛乱如同燎原之火，从彭州、汉州迅速蔓延至绵州、剑州、阆州乃至更广阔的区域，一度连成都府周边也出现了叛军活动的踪迹。
原本已经臣服的后蜀故地，顷刻间陷入了巨大的动荡之中。许多刚刚被宋军接收的城池得而复失，通往北方的粮道和联络线被切断，王全斌等人一下子从胜利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困在成都等几座孤城中的困守之军，形势急转直下。
全师雄整合各方反抗力量，势力迅速膨胀，号称拥兵十余万。他指挥叛军围攻重要州府，伏击宋军粮草辎重队，给立足未稳的宋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和伤亡。蜀道艰难，消息传递缓慢，等到汴梁的赵匡胤得知蜀中叛乱的消息时，局势已然糜烂。
这场因宋军军纪败坏而直接引发的全师雄叛乱，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志得意满的北宋君臣脸上。它深刻地警示着，军事上的征服固然重要，但若不能有效安抚新附之地的人心，不能严格约束胜利之师的纪律，那么再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在转眼之间化为泡影。平定后蜀的战争看似结束了，但另一场更加棘手、更加考验统治者智慧和耐心的平定叛乱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曾经富庶安宁的蜀中大地，再次被战火与血泪所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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