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十四年，深秋。
天山山脉东部，一处名为“鹰愁涧”的险要隘口。
这里两山夹峙，壁立千仞，中间仅有一条蜿蜒数里、最窄处不过丈余的碎石古道可通。
涧底是轰鸣的雪水溪流，寒风自峡口倒灌，发出凄厉的呜咽，卷起漫天雪沫。
以往，这里只是商旅、牧民偶尔冒险穿越的小道，人迹罕至。
然而此刻，隘口两侧的山脊上，却是一片沸腾的工地景象。
数以千计的宋军士兵、征发来的河西与高昌民夫，以及少量西辽降卒中挑选出的工匠，正顶着刺骨寒风与稀薄的空气，在工兵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着一项艰巨无比的工程——修筑永久性“天山堡垒群”。
塔拉斯河惨败与西辽的急速崩溃，如同重锤敲响了警钟。
蒙古兵锋之盛，野战难敌。河西都护刘子羽与朝廷反复研判后，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西域方向与蒙古对抗，绝不能寄希望于野外决战，而必须依靠地利与坚城，进行持久防御，消耗、迟滞敌军，为川陕、北疆主战场争取时间，并保住高昌、于阗这两个前沿支点。
而天山山脉，尤其是其东段几个连接准噶尔盆地与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关键隘口，便成为构建新防线的天然依托。
“鹰愁涧”堡垒，是这一系列工程中最先动工、也最险要的一处。
其设计，由将作监与兵部的城防专家，结合西辽降将（熟悉此地地形与蒙古战法）的意见，反复推敲而成。
堡垒并非单一城堡，而是一个立体、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核心，是在隘口最窄处，利用天然巨石基础，修筑的一座“锁关堡”。
堡墙以就地开采的花岗岩垒砌，石灰糯米浆灌缝，墙基厚达两丈，高三丈余，墙上设有垛口、射孔。
堡门是包铁的厚重木门，门后设有千斤闸机关。
堡内建有兵舍、武库、粮仓、水窖（收集雪水、山泉）和烽火台。
此堡目标，是彻底封死通道。
两翼，是在两侧陡峭但尚可攀爬的山脊制高点上，各修筑一座较小的“砦堡”（哨堡）。
砦堡以石木结构为主，围墙较矮，但位置险要，配备床子弩、轻型霹雳炮和大量滚木礌石。
它们与主堡形成交叉火力，覆盖下方通道及两侧山坡。
前置，在隘口西侧（面向蒙古可能来向）数里外，地势稍缓处，利用地形构筑了数道“拦马墙”（低矮石墙，阻碍骑兵冲击）和“陷坑”地带，并布置了铁蒺藜。
后勤，在隘口东侧（己方后方）较安全的山谷中，开辟了“屯兵营”和“转运仓”，储备粮食、箭矢、火药、药品，并有工匠房负责器械维修。
工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高海拔导致缺氧、严寒，许多来自低地的民夫和士兵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甚至有人因肺水肿身亡。
石料开采运输全靠人力与简易绞盘，进度缓慢。
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时断时续，工地上常常缺粮少薪。
“鹰愁涧”的风，大时能直接将人吹落悬崖。
施工不到一月，伤亡的民夫与士兵已近百人。
然而，在刘子羽的严令与厚赏（加倍粮饷、承诺减免家乡赋役、立功重赏）激励下，工程仍在咬牙推进。
宋军工兵展现了高超的技艺和组织能力，西辽降卒中熟悉山地作业的工匠也发挥了作用。
高昌方面提供了牲畜、毛皮和部分粮草，虽不情愿，但知此关关乎自身存亡，不敢怠慢。
与此同时，在天山其他几处重要隘口，如通往北庭（别失八里）的“车师古道”险段、连接伊犁河谷与焉耆盆地的“巩乃斯”山口等，类似的勘察与先期施工也在同步进行。
一套以天山天险为屏障，以永久堡垒为支点，以烽燧、哨卡为神经的立体防线网络，正在崇山峻岭间艰难地、一砖一石地构建起来。
刘子羽多次亲临“鹰愁涧”督工。站在尚未完工的堡墙上，望着脚下深不见底的涧谷与远方苍茫的雪岭，他对随行的将领说：
“此地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险在地，更在人。
昔日蜀之剑阁，魏之潼关，莫不如是。
今日我辈在此筑城，非为封闭自守，而是为我朝在西域之存续，立一道‘铁门槛’。
蒙古人若来，必让其在此碰得头破血流，知我汉家非只有江南柔弱，亦有铁血边关！”
他深知，这些堡垒建成后，每处最多能屯兵数百至千余人，不可能阻挡蒙古大军主力。
但它们的存在，将极大地提高蒙古军队穿越天山的成本与时间，迫使其分兵围攻，消耗其兵力物资，并为后方高昌、于阗乃至河西的备战赢得宝贵时间。
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南宋在西域的存在象征与决心宣示，如同钉入山体的钢钉，向所有观望者（包括高昌、于阗内部摇摆者，以及更远的西域势力）表明：宋，绝不会轻易放弃这片土地！
寒风呼啸，卷动着“宋”字军旗。天山的险隘之间，一座座尚未完全成型的雄关，正如同这个文明坚韧的脊梁，在最为酷烈的地理与战略环境中，倔强地隆起。
它们将在未来的血火中，接受最残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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