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号角吹响了，这一次不再是动员抗战的集结令，而是获得胜利果实的冲锋号。一场用“枪杆子”决定受降权归属的特殊战争，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悄然席卷整个中国。
1945年8月15日中午十二点，日本东京皇宫的广播室里，裕仁天皇那尖细又带着颤抖的声音，第一次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日本列岛，宣读着那份充满暧昧与不甘的《终战诏书》。通篇五千余字，没有一处提及“投降”二字，只以“为保全天皇之神器”“求世界文化之和平”为由，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个给亚洲带来十四年浩劫的战争罪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维系着那可笑的“皇室体面”。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铁一般的事实无法粉饰，日本败了！消息传到中国，积压十四年的悲愤与期盼瞬间爆发。重庆的山城步道上，市民举着国旗彻夜狂欢；昆明翠湖边，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喜极而泣；成都的茶馆里，老板免费送上茶水，鞭炮声震得窗棂发抖；西安的古塬上，老农把珍藏的米酒洒向天空。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海洋里，却少有人察觉，两股抗日力量已在暗流中拉开架势。
8月11日，也就是天皇宣布投降前四天，蒋介石就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下达三道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嫡系部队“加紧推进”；要日伪军“维持治安”，只准向国军投降。13日，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这三道不合理命令。15日当天，朱德更是直接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命令：其所属部队除被国民党包围者外，均须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国共双方的受降之争，从一开始就针锋相对。
国民党这边动作迅猛，美国动用运输机和军舰，把远在西南、西北的嫡系主力像空投“罐头”般运往各大城市。8月20日起，国军先头部队陆续空运至南京、上海、北平，抢占这些富庶的战略要地和政治象征。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早已扎根敌后，朱德总司令下令：“解除一切敌伪武装，对阻挡受降者坚决消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城之战”就此打响。
敌后战场随即上演一幕幕充满黑色幽默的奇观。
“山西王”阎锡山最为“精明”，为抢在八路军前接收太原，竟公然收编日军战俘组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教导总队”，由原日军第一军参谋长今村方策担任顾问，让昨天的侵略者摇身变成“护院军”，转头对抗浴血八年的八路军。这支约三千人的日军部队，直到1946年才在舆论压力下解散，成为抗战胜利后最荒诞的“伪军”。
华北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与国军的“抢城之战”愈演愈烈，其中最关键的要数塞外重镇张家口。这座古称“张垣”的城市，是平绥铁路枢纽，连接华北与蒙古草原，更是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首府。谁拿下这里，就控制了察哈尔、绥远的门户，还能与已在东北展开攻势的苏联红军遥相呼应，战略意义举足轻重。
当时距离张家口最近的是晋察冀军区的冀察军区主力和贺龙的晋绥军区部队。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张家口日军仍在负隅顽抗，朱德随即指令两大军区协同作战。晋察冀军区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率主力从东、南两面包抄，切断日军向北平、天津的退路；贺龙指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等部队从西面猛攻，封堵日军向大同的逃路。这是中共军队抗战期间华北敌后战场规模最大的协同攻坚战。
战斗打响后，日军虽依托碉堡群抵抗，但早已无心恋战。冀察军区部队用缴获的迫击炮轰开日军外围工事，突击队踩着云梯翻越城墙；晋绥军区则在城西展开巷战，逐院清剿残敌。8月23日清晨，八路军攻克日军核心据点，张家口宣告解放。此战共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缴获火炮五十余门、轻重机枪二百余挺、步枪万余支，足以装备三个主力师。
张家口的解放像一把锋利的钥匙，彻底打开了华北战局。晋察冀与晋绥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第一次在华北拥有了规模较大的工业城市，为后续的政治博弈增添了重要筹码。而这座城市只是“受降之战”的一个缩影：8月24日烟台解放，23日威海光复，9月下旬邯郸、邢台相继收复，10月初焦作、菏泽回到人民手中。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里，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复中小城镇二百余座，解放华北、东北、华中的广大地区，解放人口达一千八百七十万。这些胜利不是靠空运抢占的“体面”，而是敌后军民在十四年艰苦抗战中，用小米加步枪一点点拼出来的。
当南京的受降仪式在1945年9月9日隆重举行时，那些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城镇里，百姓正围着子弟兵欢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胜利，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亲手夺回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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