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漂亮的伏击战，像一把尖刀，插进日军侧翼的时候。在正面战场，另一场规模更宏大、也更血腥惨烈的阵地战，正在进行。
地点：忻口。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是拱卫山西省会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阎锡山在这里，集结了他麾下的晋绥军主力，以及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兵力超过十万人，决心与日军的板垣师团，进行一场决定山西命运的决一死战。
这里，没有奇袭，没有巧计。
这里，没有山谷可以设伏，没有黑夜可以掩护。
这里，有的，只是硬碰硬的消耗，是血肉和钢铁的正面碰撞。
战斗，从十月初开始。日军凭借着飞机、大炮的绝对优势，向忻口防线上，那一座座由黄土构筑的、并不坚固的高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
一个叫卫国栋的年轻排长，是中央军第十四军的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穿着笔挺的德式军服，内心充满了职业军人的骄傲。他看不起地方军阀的乌合之众，也对共产党那套“游击战术”心存芥蒂。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忠于蒋委员长，忠于国家，在正面战场上，与敌人堂堂正正地决战。
他所在的阵地，是一个叫“南怀化”的小高地。
战斗的第一天，他就尝到了什么叫“钢铁的滋味”。
日军的炮火准备，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成百上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啸声，从天而降。卫国栋趴在战壕里，感觉整个大地，都像筛糠一样，在剧烈地颤抖。他被震得头晕眼花，五脏六腑都像是移了位。他看到身边一个士兵，被活活震死，七窍流血，身上却找不到一丝伤痕。
他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只剩下嗡嗡的轰鸣。
炮火延伸后，日本兵端着刺刀，像一群黄色的蝗虫，漫山遍野地涌了上来。
他忘了害怕，只知道机械地、嘶哑地指挥着剩下的人，射击，扔手榴弹。
到了晚上，日军的进攻暂停了。阵地上，到处都是残破的尸体和烧焦的泥土。卫国栋靠在战壕里，想喝口水，才发现水壶早就被弹片打穿了。
他摸了摸身边，是一个晋绥军的士兵，已经牺牲了，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杆老掉牙的“老套筒”步枪。卫国栋以前，总觉得这些地方军是“杂牌”，军纪涣散，不堪一击。可现在，看着这具年轻的、保持着射击姿势的尸体，他心里，只剩下敬佩。
他从那个士兵身上，摸出半个黑乎乎的、冻硬了的窝头，狠狠地咬了一口，满嘴都是土腥味和淡淡的血腥味。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硬，也最难以下咽的一顿饭。
战斗，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
南怀化高地，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反复易手十几次。
白天，日军用炮火把阵地犁一遍，然后步兵冲上来，占领阵地。
晚上，中国军队就组织起敢死队，再把阵地夺回来。
这里，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血肉高地。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亲临前线指挥。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看到自己的士兵，在敌人的炮火下，像麦子一样成片倒下，心如刀绞。他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决定，亲自率领部队，发动一次夜间反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主阵地。
部下们都劝他：“军座，太危险了！您是军长，不能亲冒矢石啊！”
郝梦龄摆了摆手，语气平静而决绝：“我身为军长，理应身先士卒。此战，有我无敌！今晚，我若不夺回阵地，就死在这里！”
十月十六日凌晨，郝梦龄带着他的卫队，和敢死队一起，冲向了日军的阵地。
一颗炮弹，落在了他的指挥所附近。将军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卫国栋，就在不远处的另一个阵地。他听到了军长殉国的消息，这个在战场上流血都没有哭过的黄埔精英，第一次，哭了。
他不知道是为将军哭，还是为自己哭，还是为这片被鲜血浸透的黄土地哭。他只知道，这场仗，太苦了，太苦了。
郝梦龄，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一位殉国的中国军长。
忻口战役，整整打了一个月。中国军队付出了近十万人的伤亡，其中中央军的损失最为惨重。他们用血肉，把日军死死地钉在了忻口，寸步难行。
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正面战场”。
他们用一座座血肉高地，为那个正在破碎的山河，筑起了一道虽然短暂、却无比坚硬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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