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陪都的会议厅，穹顶高悬，却依旧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对峙。长条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绒布，与会者正襟危坐，代表着此时中国境内最主要的几股抗日力量。会议在最高当局简短而沉重的开幕词中开始，他再次强调了“团结”、“统一”、“牺牲”的必要性，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些词汇在不同的人心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会议进入实质性议题后，争论立刻白热化。焦点首先集中在各战区部队的编制、防区与指挥权问题上。
军政部何部长率先发言，拿出了一份早已拟定的“调整方案”。方案的核心，是试图将八路军、东北联军等部队进一步“规范化”、“战区化”，要求其主力离开现有根据地，向指定区域集结，接受战区长官部的“统一指挥和整编”，其隐含的意图不言自明——削弱甚至吞并这些难以完全掌控的武装。
“此乃非常时期，一切需以抗战大局为重。”何部长语调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部队分散，号令不一，乃兵家大忌。唯有纳入统一指挥体系，方能形成合力，予敌重击。”
他的话音刚落，伍豪便立即起身反驳，他言辞恳切，逻辑清晰：“何部长所言统一指挥，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请问，将我军主力调离经营多年、与民众血肉相连的根据地，前往陌生地域，补给从何而来？情报如何获取？这非但不能增强战力，反而会自毁长城，正中敌人下怀！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依靠现有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敌军，使其不能全力南犯、西进，此乃战略上的巨大贡献，岂能轻易放弃？”
他列举了一系列战果和数据，证明敌后战场存在的巨大价值。“我们拥护统一指挥，但指挥必须符合实际，有利于作战！我们主张，应在现有基础上，明确各自作战任务与协同关系，而非简单的调防与吞并！”
于凤至紧随其后，她的发言更加直接，结合辽西的实际，语气铿锵：“我辽西抗日联军，孤悬敌后，无后方依托，无固定补给，全凭自身血战与民众支持，方能在关东军重兵围剿下屹立不倒，并不断出击，破坏其交通，消耗其兵力。若按此方案，令我部离开熟悉之战场，无异于驱鱼于渊，弃己之长！请问，届时由谁保障我数万将士之补给？由谁提供准确之敌情？若因盲目调动而导致力量受损，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她目光扫过会场，最终落在最高当局脸上：“我等所求，非为一己之私，实为保存抗战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需要的，是基于现实的、能够发挥各自所长的统一作战指导，而非削足适履式的‘整编’！”
她的话掷地有声，将严酷的现实摆在了桌面上。桂系和滇系的代表虽然未直接反对方案，但也在发言中强调部队熟悉本地环境的重要性，委婉地表达了对于远调他处的疑虑。
会议陷入了僵局。何部长等人坚持“军令统一”的原则，而于凤至和伍豪则坚持“立足现实”的底线。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会议转入另一个敏感议题——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与民众动员。
这一次，攻击首先来自几位被视为“cc系”背景的委员。他们言辞激烈，将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民主选举基层政权等政策，污蔑为“破坏行政系统”、“煽动阶级斗争”、“别有用心”，甚至隐晦地与某些外部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试图将其置于“非法”境地。
“抗战乃全民之事，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各地自行其是，设立所谓‘边区政府’、‘根据地政府’，此乃分裂之象，绝不可长！”一位委员慷慨激昂地陈词。
面对这种混淆是非的攻击，伍豪展现了高超的辩论技巧和政治智慧。他没有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再次回到事实层面：“诸位所言民众动员，请问，若不废除苛捐杂税，不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广大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何能有力支援前线？若不实行民主，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身边的事务，如何能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抗日热情？我们在敌后之所以能站稳脚跟，不断发展，靠的就是赢得了民心！这些政策，是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是为了争取生存和战斗的权利，何来‘分裂’之说？难道让民众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任由贪官污吏横行，才是拥护中央吗？”
于凤至也立刻声援，她以锦西碱厂、辽西土地改革后农民踊跃参军、兵工厂在群众掩护下得以生存等具体事例，证明了这些政策对于支持长期抗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敌后，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抗战！我们没有截留中央一分税款，没有另立中央，我们是在敌人刺刀下，用最原始的方式，维系着国家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和抵抗！这非但不是分裂，恰恰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国家和民族最坚韧的守护！”
她的发言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描绘的图景真实而震撼，让一些中间派代表为之动容。
会议连续开了两天，争论异常激烈。于凤至和伍豪等人，时而各自为战，据理力争；时而相互呼应，形成犄角之势。他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挫败了多次试图限制、削弱甚至瓦解敌后抗战力量的图谋。
最终，在多方博弈和现实压力下，会议达成了一份名为《抗战第二阶段作战指导方案》的妥协性文件。文件没有完全采纳何部长等人的激进整编方案，而是原则上确认了各部队现有主要作战区域的相对稳定性，强调“战略协同”与“作战配合”；在民众动员问题上，文件措辞模糊，既没有明确承认敌后政权的完全合法性，也未敢断然否定其存在的现实，只泛泛强调“动员民众”、“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这份文件，如同在武汉达成的协议一样，充满了矛盾和妥协。它未能解决根本性的分歧，但至少在表面上维系了“团结”的格局，并为敌后力量争取到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喘息之机。
会议结束时，于凤至感到身心俱疲，但内心却更加坚定。她知道，真正的保障，从来不是一纸文书，而是手中的力量与脚下的土地。
她站在会议厅外的台阶上，望着山城迷蒙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该回辽西了。那里，有她并肩作战的丈夫，有经过战火淬炼的军队，有充满希望的根据地。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固然重要，但决定国家命运的，终究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和千百万不甘为奴的人心。
陪都会议落下帷幕，一份充满妥协的方案暂时平衡了各方利益。于凤至顾不上休整，立刻准备返回辽西。而在她离开期间，张汉卿指挥部队，成功对日军一条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发动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缴获颇丰，用实实在在的战果，呼应了她在会议桌上的坚持。与此同时，北满传来消息，失踪已久的赵振华，竟然奇迹般地带着几名伤痕累累的队员，穿越了茫茫林海，出现在了黄显声部的游击区！消息传回，辽西指挥部一片欢腾。希望，总在绝境中悄然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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