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甚至还直接传导至科学家们的家人。
一位德国籍生态学家的女儿在柏林就读的学校，接连收到关于其父在非洲进行“危险生物实验”的匿名举报信，造成孩子在校被孤立。
一位日本籍病毒学家的妻子在东京的家中，接到伪装成快递员的陌生人上门，准确地说出了她丈夫的工作细节，并“善意提醒”非洲很危险。
另一位负责数据分析的印度籍研究员，其远在孟买的家人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闯入和恐吓，要求他复制核心数据库。
虽然他顶住了压力并立即上报，但此事给整个团队蒙上了厚重的心理阴影。
暗网上的明码标价无疑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招。
在执法难以触及的暗网深处，一个隐秘的“采购清单”开始流传。
上面不仅罗列着费洛德实验室核心成员的照片、化名、专业领域，更标注了详细的价码，比如
活捉目标人物：根据重要性，从500万至2000万美元不等，提供其完整的研究笔记和数据，赏金另计，费洛德和方郁雾的价格最高，两人都达到了五千万美元。
要说方郁雾为什么能和费洛德媲美呢，因为中方对于方郁雾的保护最强，方郁雾才是最难抓的那个。
还有获取特定生物样本：例如“xx地区新分离的出血热病毒株”，标价300万美元。
植入特定监控设备：成功在实验室内关键位置放置窃听或发射装置，赏金150万美元。
有效行踪信息： 提供能够导致成功拦截或绑架的准确行程信息，赏金50万美元。
等等，还有很多。
这份清单将每一位科学家都变成了行走的赏金，吸引着全球的雇佣兵、黑帮和亡命之徒的觊觎。
一位来自法国的病毒学家，在前往临近村庄采集样本的途中，所乘坐的车辆遭到武装分子伏击，幸得护卫车队拼死抵抗才侥幸脱险，但一名当地助手不幸遇难。
事后调查发现，对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绑架这位科学家。
一位名叫杜邦的法国病毒学家，带领一个小队前往刚果金与乌干达边境的雨林进行例行采样。
他们的行程原本是高度保密的。
然而，队伍中的一名当地向导，其家人账户在前一天收到了一笔来自海外的巨额汇款。
在深入雨林后，向导故意将队伍引向了一条偏离预定路线的小道，直接步入了埋伏圈。
武装分子火力凶猛，目标明确就是杜邦。
护卫小队拼死血战，最终在付出两人重伤的代价下，掩护杜邦乘直升机撤离。
那名向导在混乱中被击毙，但线索也就此中断。
一支由“国际卫生组织”官员组成的访问团，要求参观位于某国国家公园边缘的“前沿观察站”。
手续齐全，身份经过初步核实。
然而，在访问过程中，一名“官员”悄然将一枚微型定位器吸附在了样本冷藏柜底部。
当晚，一伙武装分子凭借精准的定位，突袭了观察站，目标明确地抢夺特定样本。
虽然驻守的当地警卫和一名中方安保顾问进行了英勇抵抗，保住了大部分核心样本，但一名当地技术员在交火中丧生，部分设备和数据被毁。
事后追查，那个访问团是精心伪装的，所有证件均系伪造。
现在信任在非洲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不仅是在野外，即使在相对安全的“核心枢纽站”内，恐怖氛围也在蔓延。
一天清晨，守卫在实验室大院门口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不是炸弹，而是几只被残忍虐杀的猴子尸体。
身上用油漆画着危险的生物危害标志，并附有一张纸条：“下一个就是你们。”
这种心理恐吓，其效果不亚于一次真实的攻击，让许多科研人员，尤其是女性研究员和携带家属的人员，陷入了持续的焦虑和失眠。
这种多层次、立体化的攻击，对费洛德非洲网络造成了严重冲击。
恐惧像病毒一样在实验室网络内部蔓延。
以往轻松愉快的野外考察和学术交流，现在变成了需要严密策划、武装护卫的军事行动。
使得科研效率骤降 野外考察几乎陷入停滞，样本来源锐减。
即使进行，也必须配备强大的武装护卫，成本高昂且行动迟缓。
科学家们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驻地内，也感到人人自危，彼此之间甚至开始产生一丝不易察觉的猜忌。
团队士气极其低落，猜疑像病毒一样在团队内部滋生。
科学家们不敢轻易信任新加入的本地助手，甚至彼此之间也多了几分审视。
因为谁也无法确定，身边是否有人已经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下动摇。
科学家们因为精神压力导致工作失误增加。
还有人才流失的隐忧，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核心科学家被成功策反或绑架的案例，但持续的精神压力和家人受到的威胁，让一些人萌生去意。
高额的赏金就像一把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自己身上，实验室里除了方郁雾和林砚，就没有一个不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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