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容所的最深处，第三区域的营房与其他区域截然不同。这里的铁丝网更粗、更高，了望塔上的哨兵配备了重机枪，营房里的空间狭小而拥挤，地面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空气中弥漫着恶臭与绝望的气息。
这里关押的是苏联方面认定的“宁顽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中朝中的投机分子”——他们中有旭日军的军官、士官，有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有顽固坚持军国主义思想、拒绝接受改造的士兵，还有那些在中朝战俘中投机取巧、助纣为虐的败类。
45岁的旭日军大佐山田一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旭日军第23师团的联队长，在诺门坎战役中指挥部队多次对苏联红军发动疯狂的进攻，亲手下令屠杀了数十名被俘的苏联士兵和蒙古平民。
被俘后，他始终态度傲慢，拒绝承认失败，甚至在政治学习中公开叫嚣“帝国终将战胜苏维埃俄国”，还试图煽动其他战俘发动暴动，推翻收容所的管理。
对于这些顽固分子，苏联方面没有给予任何妥协的余地。
1940年冬，当蒙古草原的气温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车队开进了第三区域的营房。
士兵们荷枪实弹，将这些顽固分子强行押上卡车。山田一郎被两个士兵架着，他挣扎着，嘶吼着，试图反抗，却被士兵一记重拳打倒在地。
“你们这些苏维埃的野蛮人，我是帝国的军官，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他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嘴角流着鲜血，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不甘。
“山田一郎，你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你将被判处终身流放，前往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改造。”
彼得罗夫拿着判决书，冷冷地说道，“在那里，你将用你的余生，为你犯下的罪行赎罪。”
车队沿着结冰的公路，一路向北，朝着西伯利亚的方向驶去。车厢里拥挤不堪，顽固分子们蜷缩在一起，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和饥饿的折磨。
他们中有人哭泣，有人咒骂，有人则陷入了绝望的沉默。中朝投机分子张老三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东北的一个地痞流氓，旭日军占领东北后，他主动投靠旭日军，充当汉奸，欺压百姓，还在诺门坎战役中为日军充当向导，带领旭日军屠杀了自己的同胞。
被俘后，他试图通过贿赂监督队的成员，伪装成被胁迫的战俘，却被金成焕等人发现，最终被划入了第三部分。
经过数周的艰难跋涉，车队终于抵达了西伯利亚的冻土荒原。这里荒无人烟，遍地都是冰雪和冻土，狂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呼吸到肺里的空气都带着刺骨的寒意。
苏联方面在这里建立了多个强制劳动营，这些顽固分子被分配到不同的劳动营，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开采煤炭、砍伐树木、修建铁路。而监督他们劳动的，正是第一部分的中朝战俘监督队。
金成焕带领着监督队来到劳动营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他们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严格监督顽固分子的劳动，记录他们的劳动进度和表现。
对于那些偷懒、反抗的顽固分子，他们会按照规定进行惩罚——扣除食物、关禁闭，甚至上报苏联士兵进行镇压。
山田一郎始终拒绝劳动，他要么躺在地上装死，要么故意破坏劳动工具，还试图煽动其他顽固分子反抗监督队。
金成焕多次警告他，却始终无效，最终只能上报苏联方面。苏联士兵赶来后，将山田一郎拖到劳动营的广场上，当众鞭打了五十鞭子。山田一郎被打得皮开肉绽，却依旧嘴硬，嘶吼着“宁死不降”。
在西伯利亚的冻土荒原上，劳动营的生活苦不堪言。顽固分子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却只能得到少量的黑面包和热水。
冬天，他们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很多人因为寒冷、饥饿和疾病而死去，他们的尸体被直接埋在冻土下，成为了西伯利亚荒原的一部分。
张老三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试图向金成焕求饶，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却被金成焕严词拒绝：“你当初欺压同胞、助纣为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你犯下的罪行，必须用你的劳动来偿还！”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顽固分子在严酷的环境和监督队的压力下，逐渐放弃了抵抗。
他们开始主动参与劳动，甚至有人主动向监督队坦白自己的罪行，希望能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也有一些人始终顽固不化，山田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941年冬，西伯利亚的气温降至零下五十摄氏度，山田一郎在开采煤炭时，故意破坏了矿井的支撑结构，导致矿井坍塌，多名苏联士兵和监督队成员受伤。苏联方面彻底被激怒，将山田一郎判处死刑，当众执行。
当枪声在冻土荒原上响起时，所有的顽固分子都惊呆了。他们看着山田一郎的尸体倒在雪地里，鲜血很快被冰雪覆盖，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们终于意识到，在苏维埃政权的绝对权威面前，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从那以后，第三区域的顽固分子们再也不敢反抗，只能乖乖地服从监督队的管理，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日复一日地从事着艰苦的劳动，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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