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的亚得里亚海，春雾尚未散尽。清晨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意大利南部布林迪西港的军舰甲板上，折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
“朱利奥·凯撒”号战列舰的烟囱缓缓吐出灰烟，舰桥顶端的FxS鹰徽在微风中微微颤动，仿佛正俯瞰着这片即将被铁蹄踏碎的海域。
墨索里尼站在罗马威尼斯宫的阳台上，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投向东南方——那里是阿尔巴尼亚，一个面积不足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一百万的巴尔干小国，却被他视为“新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扩张的必经之地。
三天前，即4月3日，阿道夫刚刚批准了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欧洲的空气早已因Nc德国的扩军备战而紧绷。
作为FxS阵营的“老二”，意大利不能再沉默了。墨索里尼的办公室里，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文件摊开在桌面上，标题赫然是《关于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行动计划》，落款日期是1939年3月，距离此刻已过去整整一个月。
此时的阿尔巴尼亚，还沉浸在短暂的平静中。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广场上，小贩们推着装满橄榄和无花果的手推车穿梭，穿着传统服饰的阿尔巴尼亚人围坐在咖啡馆外，用夹杂着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的方言闲聊。
他们对意大利的警惕并非没有——自1926年《意阿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意大利便以“援助”为名，逐步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命脉：地拉那的发电厂由意大利公司运营，港口被意大利军舰长期“停靠”，甚至连政F的财政预算，都需要罗马方面的“审核”。但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从未想过，意大利会真的挥师入侵——这个小国既无丰富的矿产，也无重要的战略纵深，在他们看来，或许还不值得意大利大动干戈。
只有阿赫梅特·索古亲王，敏锐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
4月5日深夜，索古在王宫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桌上放着意大利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送来的“最后通牒”：要求阿尔巴尼亚立即接受意大利的“军事保护”，允许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全境驻扎，解散阿尔巴尼亚军队，将外交权交由意大利掌控。
这份通牒的措辞傲慢而强硬，末尾甚至标注着“4月7日中午前必须答复，否则意大利将采取军事行动”。
索古拿起通牒，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深知，接受通牒，意味着阿尔巴尼亚彻底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拒绝，则意味着战争——而以阿尔巴尼亚仅有八千余人的军队，根本不可能抵挡意大利的进攻。
他想起1928年自己加冕为阿尔巴尼亚国王时的誓言，要“守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与尊严”，可此刻，这份誓言在强大的FxS势力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书房的窗外，月光洒在空荡荡的广场上，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夜色的沉重。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军事部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4月6日，意大利陆军第11集团军在司令维托里奥·安布罗西奥将军的指挥下，集结于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巴里等港口，共计四个师、约五万人，配备了数百辆坦克、火炮和装甲车。
海军则出动了包括“朱利奥·凯撒”号、“加富尔”号在内的十余艘战列舰和巡洋舰，以及数十艘驱逐舰、潜艇，封锁了亚得里亚海的北部海域，切断了阿尔巴尼亚与外界的海上联系。
空军的数百架轰炸机、战斗机也已部署到位，随时准备对地拉那、都拉斯等阿尔巴尼亚重要城市发起空袭。
墨索里尼在给安布罗西奥的电报中写道：“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阿尔巴尼亚，让全世界看到意大利的力量。这次行动要像闪电一样，不给阿尔巴尼亚任何反抗的机会。”他甚至已经开始畅想，当意大利军队进入地拉那时，阿尔巴尼亚人“夹道欢迎”的场景——就像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时那样。
但墨索里尼不知道的是，在阿尔巴尼亚的乡村和山区，一场自发的抵抗运动正在悄然酝酿。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超过七成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这种地形极适合游击战。在北部的迪勃拉地区，当地的部落首领已经开始组织村民拿起武器，准备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入侵；在地拉那周边的村庄，年轻人们自发组成了游击队，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只有猎枪、弯刀和自制的手榴弹，却有着守护家园的坚定决心。
4月6日深夜，阿尔巴尼亚王宫的灯光依旧亮着。索古亲王最终做出了决定：拒绝意大利的最后通牒。
他致电巴斯蒂亚尼尼，语气坚定地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绝不会接受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要求。意大利如果入侵，我们将战斗到底。”随后，他立即下令全国戒严，动员所有军队和民众，准备抵抗意大利的进攻。
然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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