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至大和九年：宪宗中兴与甘露之变（约黄帝纪年4988—5016年，公元806—835年）
元和元年的晨光，穿透长安宫城的雾霾，照在新帝李纯的龙袍上。这位年方二十七岁的宪宗，接过的是德宗留下的烂摊子——藩镇割据如附骨之疽，宦官专权似扼颈之绳，朝堂上下人心涣散，百姓生计依旧艰难。但与晚年消沉的德宗不同，宪宗眼中没有苟且，只有重振大唐的决绝。他登基之初便立下誓言：“凡江河所至，日月所照，皆为大唐之土，必复旧规，以安四海。”
削藩，是宪宗的首要目标。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幽州、成德、魏博）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相互勾结，形同国中之国，朝廷政令难入其地。元和元年，宪宗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斩首示众，震慑朝野。紧接着，他将矛头对准淮西——吴元济割据蔡州，残暴不仁，屡犯朝廷疆界，宪宗力排众议，任命裴度为宰相，统筹讨伐事宜，又启用名将李愬为唐邓节度使，主攻蔡州。
彼时的淮西军，凭借地形险要，负隅顽抗，唐军屡攻不克，朝野上下反对之声四起，连宦官都暗中劝宪宗罢兵。但宪宗不为所动，坚定支持裴度与李愬。元和十二年冬，李愬趁雪夜突袭，率领精兵三千，冒着严寒，长途奔袭蔡州城。守城的淮西军自以为固若金汤，毫无防备，被唐军一举攻破，吴元济被俘，淮西之乱终告平定。消息传回长安，百姓夹道欢呼，藩镇震动，幽州、成德等镇纷纷上表归顺，朝廷威望一时无两。
平定淮西后，宪宗乘胜追击，次年便出兵讨伐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李师道负隅顽抗，甚至派人刺杀宰相裴度，焚烧洛阳粮仓，妄图阻挠唐军进攻。但此时的唐军士气正盛，藩镇联军也因淮西之败人心惶惶，李师道最终被部将所杀，淄青十二州尽数归唐。至此，河北三镇虽仍有自主性，却不敢再公然对抗朝廷，藩镇割据的局面得到极大缓解，史称“元和中兴”。
内政上，宪宗重用裴度、杜黄裳等贤相，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澄清仕途。他吸取德宗时期的教训，既抑制宦官权力，又不盲目猜忌功臣，李愬、李光颜等名将皆能各尽其才。财政方面，延续“两税法”，加强对藩镇税收的监管，严禁截留，朝廷财政收入大幅增加，长安的街市再度繁荣起来，茶坊酒肆人声鼎沸，丝绸之路的商旅也逐渐复苏，大唐似乎真的迎来了复兴的曙光。
然而，中兴的光芒并未持续太久。元和十五年，宪宗因服用丹药中毒，性情变得暴躁多疑，最终被宦官陈弘志等人弑杀，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穆宗沉溺于酒色，无心政事，将宪宗创下的中兴基业弃如敝履。他重用宦官，疏远贤相，朝政再次陷入混乱。河北三镇见朝廷软弱，趁机再次叛乱，穆宗派兵讨伐，却因指挥不当、士兵厌战而屡战屡败，最终只能再次承认藩镇的割据地位，“元和中兴”的成果付诸东流。
穆宗在位仅四年便病逝，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敬宗比穆宗更加荒淫无道，终日沉迷于打猎、击球，不理朝政，大权完全落入宦官手中。宝历二年，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人弑杀，其弟李昂即位，是为文宗。文宗目睹了穆宗、敬宗两朝的混乱，痛心疾首，立志要重振朝纲，铲除宦官势力。
文宗深知宦官手握禁军，权势滔天，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他暗中联络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头目王守澄。但事机不密，被王守澄察觉，宋申锡被诬陷谋反，贬官流放，最终含冤而死。第一次诛宦行动失败后，文宗并未气馁，又重用李训、郑注等人，继续谋划诛宦。
李训、郑注二人虽有才干，却也野心勃勃。他们先是设计扳倒王守澄，将其赐死，随后又密谋在宫中发动政变，彻底铲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谎称左金吾卫大厅后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邀请宦官头目仇士良等人前往观看，欲趁机将其诛杀，史称“甘露之变”。
但仇士良等人抵达后，察觉情况有异，迅速逃回宫中，调动禁军大肆捕杀李训、郑注及其党羽。一时间，长安城内血流成河，官员被诛杀者达千余人，李训被斩，郑注被诛，文宗也被宦官软禁，形同傀儡。“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达到顶峰，仇士良等人掌控朝政，文宗抑郁成疾，再也无力回天。
大和九年的寒冬，长安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文宗站在宫城的城楼上，望着漫天飞雪，想起宪宗时期的中兴盛景，想起自己未竟的抱负，不禁潸然泪下。他低声哀叹：“朕受制于家奴，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这句话，道尽了晚唐帝王的无奈与悲凉。而此时的大唐，经此一劫，早已风雨飘摇，中兴的微光彻底熄灭，走向覆灭的脚步，愈发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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