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七年春，东赵成王赵珩第三次踏进新邺大学的论辩堂。与前两次微服私访不同，这次他带着三位议事堂大臣。他身着王服，径直走向堂前特设的席位。
堂下，近千名学子席地而坐，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们的君王，又转向今日辩论的主角——法家学者公孙岳与儒家老臣孟淳。
成王抬手示意辩论开始，目光扫过堂上悬挂的匾额：“求实拓新”。这是他即位之初亲笔所题，如今已成为新邺大学的校训。在这个失去朝鲜、困守扶桑的艰难时刻，这四个字承载着东赵王国全部的期望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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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东赵军队在朝鲜半岛全线溃败，不得不撤出经营多年的朝鲜。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动。老臣们跪在王宫前，哭诉着“愧对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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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东老君王尚是景王，而时为黑水台都督的赵珩，站在宫城高台上，望着东海方向，整整一日未进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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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朝鲜已失，若再不振作，恐连扶桑、流求亦不能保啊。”首相杜畿低声劝道。
赵珩转身，眼中布满血丝：“我们为何会败？大汉坐拥中原，我们据有扶桑、曾辖朝鲜，资源不相上下，为何他们日益强盛，我们却节节败退？”
杜畿沉默片刻，终于道：“或许问题不在疆土，而在思想。”
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赵珩心中酝酿已久的疑问。当晚，他召见了新邺大学祭酒徐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若我东赵不再独尊儒术，会如何？”
徐尚手中的茶杯险些跌落：“大王，自武帝以来，儒术乃天下正道啊！”
“正道？”赵珩走到窗前，指向远方，“就是这条‘正道’，让我们失去了朝鲜。儒家重义轻利，可战争需要坚实的财力；儒家崇尚礼乐，可边关告急需要实用之才；儒家讲究华夷之辨，可我们东赵地处海外，需要与各族交往。这样的‘正道’，还要走下去吗？”
徐尚怔住了，他从未听过君王如此直白地质疑儒家根本。
“新邺大学该有一场变革了。”赵珩最终说道，“让百家重新发声，让学子自由辩论。东赵需要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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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四年春，新邺大学举办了第一场“百家论战”，主题是“东赵强国之道”。论辩堂内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子。
儒家代表孟淳首先发言，他年过六旬，曾是成王的老师：“治国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东赵之败，非儒术之过，恰是背离仁义之果。若使民重利轻义，国虽富而民心散，兵虽强而无斗志，此非长久之计。”
法家学者公孙岳随即起身。他年仅四十，却已头发花白，这是他十年钻研法家典籍的见证：“孟公所言差矣。当今天下，列国争雄，犹如战国再现。东赵地狭民寡，若不行富国强兵之策，必为他人所吞。请问孟公：仁义可能造出战船？德行可能生出粮饷？礼乐可能击退敌兵？”
场下一片哗然。如此直白地质疑儒家核心价值，在新邺大学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孟淳面色不变：“治国如烹小鲜，急火快炒则外焦内生。商鞅变法，秦虽强而速亡；始皇暴政，二世而绝。此非法家前车之鉴乎？”
“不然！”接话的是墨家代表田穰。墨家在东赵一直有微弱但持续的影响力，他们的实用技术和军事工程知识为东赵守流求、开发扶桑提供了重要支持：“墨家兼爱，非无原则之爱；非攻，非不备战。当今之世，无强大国力，何以谈仁义？无实用技术，何以保家卫国？东赵需要的是既能富民强国，又能兼爱非攻的新道路。”
第一次辩论持续了整整六个时辰，直到夜幕降临，烛火点燃，辩论仍在继续。没有明确的胜者，但一种新的思潮已如春芽破土，不可阻挡。
随后的三年间，这样的辩论每月举行一次，主题从“义利之辨”到“华夷之辨”，从“礼法之争”到“王霸之辩”。成王赵珩尽可能每次都会到场聆听，有时甚至在屏风后一站就是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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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五年夏，一场特别的会晤在公孙岳简朴的书斋中进行。墨家代表田穰带着几位弟子造访，他们面前摊开着各自学派的经典典籍。
“公孙先生，我仔细研读了法家的《商君书》与《韩非子》，发现法家与墨家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田穰开门见山，“我们都重视实用，反对空谈；都主张尚贤，反对世袭；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公孙岳眼中闪过惊喜：“田先生所言极是。我也研究了墨家的《墨子》，尤其欣赏你们的‘三表法’——考察事物要追本溯源，验证实效，应用实践。这与法家重视实效、反对虚言的精神不谋而合。”
两位学者越谈越深入，发现两家学说在批判儒家“华夷之辨”上也有共识。
“东赵地处海外，与各族交往频繁，若固守‘华夷之辨’，无异于作茧自缚。”田穰道。
“正是！”公孙岳拍案而起，“墨家主张‘兼爱’，本就无分华夷；法家认为只要有才能，不论出身都应任用。我们应该共同提出一种基于文化认同而非血缘地域的新天下观。”
这次会晤成为东赵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法家与墨家——这两个在历史上少有往来的学派——开始联手，他们的学者共同研究，共同着书，共同在辩论中对抗儒家学者。
初平六年秋，公孙岳与田穰合作完成了《富强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力至上”、“实用为先”的思想体系。书中明确提出：
“国之强弱，不在疆土大小，而在国力厚薄。国力者，农工商之产，船舰兵械之利，士民之勇智也。”
“治国之道，不尚空言而贵实行，不慕虚名而求实利。”
“人才之选，不同华夷，唯才是举；不论亲疏，唯贤是用。”
“技术工艺，非奇技淫巧，乃强国富民之本，当尊之重之。”
这本书很快传入宫中，成王赵珩读后大喜，下令印刷千部分发各级官员。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开始在东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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