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领导班子会议室内，刘莉那份厚厚的《建议书》如同投入平静水潭的巨石，激起了远比全厂大讨论时更为激烈、也更为尖锐的辩论浪潮。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争执。
保守派的反击，犀利而直接，带着扞卫传统的决绝。
主管后勤、资历极老的副厂长老陈，首先发难。他几乎没怎么看那份建议书的详细内容，手指重重敲着桌面，目光直视刘莉：“刘莉同志！我承认你有能力，有闯劲！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红星厂，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骨干企业！我们的使命，是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可靠的基础零部件！现在，你让我们放下身段，去跟那些乡镇小厂一样，生产什么玉米脱粒机、压水井？这是不是本末倒置？是不是丢了我们国营大厂的魂？！”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被触犯尊严的愤怒。
另一位与计划部门关系密切的委员立刻跟进，语气带着惯有的路径依赖和深深的担忧：“老陈说得对！我们的优势是技术密集型产品，是计划调拨！现在去搞这些技术含量低的民品，是扬短避长！而且，这需要重新调整生产线，培训工人，采购新模具，投入有多大？风险有多高？万一失败了，谁来负这个责任？我们现在资金已经这么紧张，再把这些所剩无几的家底投进去，不是自寻死路吗？”
他看向厂长和书记，语重心长：“厂长，书记，我们要慎重啊！步子迈得太大，容易出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局面，等待上级指示，而不是盲目转型！”
改革派的支持，则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破局的迫切。
销售科长老钱早就受够了库存积压的压力，他激动地站起来：“等待？我们等得起吗？仓库里的东西能自己变成钱吗？工人们能饿着肚子等上级指示吗？刘厂长的建议，是真正在为我们厂找活路！是，玉米脱粒机技术含量是不如机床齿轮高，可它卖得出去！它能立刻换来钱！有了钱，才能发工资，厂子才能运转下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生产副厂长也沉声开口：“我们的设备和技术是优势，但优势不能用起来，就是一堆废铁！刘莉同志提出的‘降维应用’，我觉得很有道理！用我们造精密齿轮的床子去加工脱粒机的辊筒，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质量、寿命绝对能碾压市面上所有产品！这就是我们的竞争力所在！”
刘莉成为了风暴的中心。 她安静地听着各方发言，没有打断，直到所有的观点和情绪都充分宣泄出来。
当争论暂歇，目光再次聚焦于她时，她才缓缓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挂着的厂区平面图前，神色平静，目光清澈而坚定。
她没有回避老陈关于“丢魂”的指责，而是迎着他的目光，语气沉稳：
“陈厂长，您说我们红星厂的‘魂’是什么？是只能生产某几种固定产品的僵化模式？还是我们这支技术工人队伍身上那股能攻坚克难、能适应变化的‘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后者！让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先进设备，去生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并且能做得最好的产品，这不是丢魂，这正是对我们‘工匠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发扬！”
她的话，让一些原本倾向于保守派的人微微一怔。
接着，她转向那位担心风险的委员，没有空谈信心，而是再次祭出了她最擅长的武器——数据与逻辑。
“关于投入和风险，我在建议书里已经详细测算过。”她拿起粉笔，在旁边的小黑板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数字，“利用现有闲置的三台旧车床、一台铣床，加上钳工班组的部分产能，组建一条小型脱粒机试验线，初期模具和材料投入，不超过这个数。”她写下一个让在座不少人都感到意外的、相对较小的数字。
“而根据市场调研，一台质量可靠的脱粒机，毛利至少在这个数。”她又写下另一个数字。两者对比，潜在回报率相当可观。
“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全厂压上。就像打阵地战，先派出一个尖兵班去侦察、去试探。用最小的代价，去验证市场的反应。如果成功了，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能持续造血的拳头产品；如果失败了，”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们也及时止损，损失完全在可控范围内，绝不会伤筋动骨。这，就是‘小步快跑，迭代试错’的精髓。”
她用极其务实的态度，将那个看似冒险的转型构想，拆解成了一个风险可控、步骤清晰的战术动作。
最后，她总结道：“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想不想转型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守，守着的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明天；变，至少还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我们拥有这么好的设备和人才，难道就甘心让它们生锈，让我们自己没饭吃吗？！”
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每一个字都敲打在与会者的心上。那份基于详实调研的自信，那份对工厂和工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那条清晰可行的路径，让不少中间派开始动摇。
会议室内陷入了沉默，只有烟雾仍在缭绕。保守派们脸色依旧难看，但一时却难以找到更有力的理由来反驳这份几乎无懈可击的建议书和刘莉缜密的答辩。改革派则备受鼓舞，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坐在主位，一直沉默地听着、权衡着的厂长和书记。最终的决断权，握在他们手中。这场激烈的辩论，即将迎来最终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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