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暴力催收”后，余庆在组织内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阿彪和黑皮虽然依旧看他不顺眼，但在丽姐若有若无的偏袒下，也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地针对。而丽姐对余庆的态度，则愈发耐人寻味。
这个在传销泥潭里摸爬滚打多年、见惯了人性丑恶的女人，似乎从余庆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他不像阿彪那样只有蛮勇，不像黑皮那样粗鄙不堪，也不像其他一些底层成员那样要么唯唯诺诺要么贪婪愚蠢。他沉稳，冷静，关键时刻有急智，甚至……还带着一种她在这个圈子里几乎绝迹的、若有若无的正直感（尽管她将其误解为“有原则”）。这种矛盾的气质，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丽姐。
她开始给予余庆更多的“便利”。比如，让他独自使用那台破电脑“查阅资料”的时间更长；在一些非核心但能接触更多信息的场合，会点名让他参与；甚至在他与阿彪等人发生小摩擦时，会不着痕迹地帮他说话。
余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内心充满了挣扎和负罪感。利用一个女性可能萌生的好感来达到目的，这与他接受的军人教育和内心道德准则相悖。每一次丽姐看似无意地靠近，带着香水和烟草混合的气息；每一次她投来那种带着欣赏和探究的、火辣辣的目光；甚至偶尔“不小心”的手部触碰，都让余庆感到不适和抗拒。
理智与情感，任务与底线，在他脑中激烈交锋。
他想到了那些被传销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家庭，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想到了周书记的期望，也想到了远方默默等待的苏婷和母亲。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只要守住底线，不越雷池……” 他最终说服了自己。为了完成任务，铲除毒瘤，他不得不利用这层关系，但这利用，必须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绝不能真正回应，更不能逾越道德和纪律的红线。
于是，他开始了走钢丝般的表演。
当丽姐借着讨论“工作”靠得很近时，他不会立刻躲闪，那样显得太刻意和排斥，但他会巧妙地借着递水、拿东西等动作，自然地拉开一点距离。他的身体语言始终保持着一种礼貌的疏离，却又不会让她感到被完全拒绝。
当丽姐用言语试探时，他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略带谦逊又隐含锋芒的话回应，既不热情迎合，也不冷硬拒绝，让她感觉似乎触手可及，却又总差那么一点点。
有一次，丽姐半开玩笑地说：“阿庆，我看你比阿彪、黑皮他们强多了，跟着我好好干，以后我这摊子事，说不定就交给你了。”
余庆心中警铃大作，知道这是更进一步的拉拢和试探。他脸上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语气却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丽姐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个新人，还有很多要跟您和彪哥他们学习。能把眼前您交代的事情办好，不让您和火哥失望，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既表达了“感激”，又暗示了自己“安分守己”、“无意争权”的态度，还将“火哥”抬了出来，巧妙地划清了界限。
这种若即若离、欲擒故纵的态度，果然让丽姐更加心痒难耐。她习惯了男人对她要么畏惧，要么垂涎，像余庆这样既有能力又带着点“不解风情”的克制，反而激起了她更强的征服欲。她开始更频繁地找机会与余庆独处，给予他更多的“特权”，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会下意识地维护他。
这层微妙的关系，确实给余庆的行动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他利用丽姐给予的信任，接触到了更多关于“东盟基金”新盘的宣传资料和“客户”名单（当然是伪造的），也旁听到了一些关于资金归集进度和“火哥”近期动向的零碎信息。
他将这些情报，结合之前获得的“火哥”体貌特征、车辆信息以及那个用于接收“赎金”的账户，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一次次传递出去。外围的老杨和小孙，正根据这些拼图般的信息，紧张地进行着分析、追踪和布控。
然而，余庆内心并无丝毫喜悦。每一次面对丽姐那带着期待和占有欲的眼神，每一次不得不做出的轻微附和或不得已的、短暂的身体接触（如丽姐“不小心”拉住他胳膊时，他不能立刻甩开，只能僵硬一瞬后不着痕迹地抽回），都让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自我厌恶。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玩弄一把淬毒的暧昧刀刃，稍有不慎，不仅会伤及自身，更可能让整个任务功亏一篑。他只能不断地告诫自己：保持清醒，坚守底线，完成任务，尽快脱离！
而丽姐这边，对余庆这种“爱而不得”的刺挠感，与日俱增。她开始有些不耐烦，准备找个机会，更直接地挑明，看看这个看似沉稳的男人，到底是真的“榆木疙瘩”，还是在跟她玩什么把戏。一场围绕着情感与算计的、更加危险的暗涌，正在两人之间悄然积聚。余庆的卧底生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情感与道德的双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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