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对刘梅来说，过得格外煎熬。
丈夫赵建国因为女儿的事，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在家不是闷头抽烟就是唉声叹气，偶尔开口，不是训斥就是“我早就说过”。
女儿赵小雨更是变本加厉，几乎不跟他们说话，一回家就把自己锁进房间，摔门声震天响。家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压得人胸口疼。
那张写着“吴曼”和电话号码的名片，像一块小小的烙铁，揣在刘梅口袋里，时不时烫她一下。她几次拿起手机，翻出那个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又犹豫地放下。找心理咨询师？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而且……那得花多少钱？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四的晚上。
赵小雨又一次晚归，快十一点才背着书包回来，身上带着淡淡的烟味。赵建国当场就炸了，父女俩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小雨甚至尖叫着喊出“我恨这个家！我恨你们！”。赵建国气得扬起手，最终却没落下去，只是狠狠一拳砸在墙上，摔门而出，不知道去了哪里。
刘梅劝不住丈夫，拉不住女儿，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分崩离析。她瘫坐在冰冷的客厅地板上，无声地流泪，绝望像冰冷的潮水，彻底淹没了她。
黑暗中，她抖索着摸出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她泪痕斑驳的脸。她不再犹豫，几乎是凭着本能，按下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边传来吴曼温和而清晰的声音，带着一丝刚被吵醒的沙哑，但没有丝毫不耐：“喂，您好？”
“吴…吴老师……”刘梅一开口，就哽咽得说不出话，只剩下压抑不住的抽泣声。
“您好，别急，慢慢说。我听着呢。”吴曼的声音像有魔力，安抚着她失控的情绪。
刘梅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地把刚才的冲突说了，把积压了太久的委屈、恐惧、无助全都倒了出来：“……我没办法了……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家要散了……”
“我明白，我明白。”吴曼耐心地听着，不时轻声回应，“您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如果您愿意，明天我们可以见一面，好好聊聊。地点您定，找个您觉得舒服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刘梅和吴曼在一家僻静书吧的角落坐了下来。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原木桌面上。刘梅点了一壶水果茶，双手捧着温热的杯子，汲取着一点点暖意。
吴曼今天穿了一件暖色调的毛衣，看起来更加亲和。她没有带任何笔记本或录音设备，只是专注地看着刘梅。
或许是环境放松，或许是吴曼的专业态度让人安心，刘梅的倾诉欲彻底决堤。她不再隐瞒，从女儿小时候多么乖巧可爱，说到进入高中后如何像变了一个人，成绩一落千丈，开始顶嘴、撒谎、逃课、化妆、和那些打扮另类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说她，她根本不听，比我还凶！老赵就知道打骂，上次差点动手，小雨现在连爸都不叫了……呜呜……我说这样不行，越打越远，他就冲我吼，说都是我惯的……我里外不是人啊吴老师……”刘梅的眼泪掉进茶杯里，“昨天晚上，她身上有烟味……她才高二啊……以后可怎么办……”
她哭得肩膀颤抖，仿佛要把心肺都哭出来。
吴曼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没有评价，只是适时地递上纸巾，偶尔用最简洁的词语回应：“嗯”、“确实很难”、“您受苦了”、“我理解您的焦虑”。她的眼神充满了包容和理解，让刘梅感觉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被接纳了。
直到刘梅的哭声渐渐平息，变成低低的啜泣，吴曼才缓缓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刘姐，谢谢您愿意这么信任我，把这些告诉我。”她顿了顿，用更专业的口吻说：“从您描述的情况看，您女儿正处于非常典型的青春期心理逆反期。”
“这个阶段的孩子，生理上接近成人，心理上却远未成熟。他们极度渴望独立自主，迫切想要摆脱父母的掌控，证明自己‘长大了’。因此，同伴的影响会远远大于父母，父母的关心和管教，在他们看来很可能是一种束缚和否定。”
刘梅听得怔住了，这些道理她模糊地知道，却从未如此清晰地从专业角度被解读。
“而赵先生，”吴曼继续道，语气不带任何指责，“他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长期处于一种需要高度权威和令行禁止的状态。这种职业习惯很容易被带入家庭。对于叛逆期的孩子，命令、威胁、甚至打骂，不仅无效，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对抗，彻底破坏亲子关系，将孩子推向对立面，甚至……推向那些可能带来不良影响的同伴群体。”
每一句话都像锤子，敲在刘梅心上。她猛地想起女儿那些眼神闪烁、穿着怪异的朋友，想起那若有若无的烟味，一阵寒意爬上脊背。
“那……那我该怎么办？难道就由着她去吗？”刘梅急切地问，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吴曼摇摇头：“当然不是放任。而是需要改变策略。建立清晰的边界很重要，但比边界更重要的是沟通的桥梁。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打败’她，而是如何‘连接’她。比如，尝试用写信的方式表达关心和担忧，避免面对面的冲突；比如，在她情绪平稳时，试着了解她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您并不认同……”
她没有给出速效药，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让刘梅感到一丝希望，却又觉得无比艰难。
“可是…老赵他根本听不进去这些…他觉得这些都是惯孩子…”刘梅黯然道。
“家庭是一个系统。”吴曼温和地说，“孩子的问题往往是系统问题的呈现。改变需要时间，也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或许，您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和赵先生沟通？不是抱怨和指责，而是表达您作为母亲的恐惧和无助，为了女儿的安全和未来，请求他能否暂时放下工作中的模式，和您站在一起，共同寻找办法？”
刘梅沉默着，细细品味着这些话。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有人真正理解了她的困境，并且给出了看似可行的方向。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一壶茶已经凉透。
临走时，刘梅下意识地拿出钱包：“吴老师，这次多少钱？不能让您白忙活。”
吴曼微笑着轻轻按住她的手：“刘姐，这次不算正式咨询。我们是朋友间聊聊天。如果您觉得这样的谈话对您有帮助，下次我们可以正式约时间，我给您一个工作室的友情折扣价。”
她的话既保持了专业性，又充满了人情味，彻底打消了刘梅最后一点关于“骗钱”的疑虑。
走出书吧，傍晚的风吹在脸上，刘梅觉得心里那块压了太久的大石头，似乎被撬开了一条细缝，透进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她紧紧攥着手机，里面存下了吴曼的工作室地址和正式预约电话。这个偶然邂逅的心理咨询师，已然成了她漆黑绝望的海面上，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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