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陈叔家，还未进门，屋内便传来阵阵惊人的喊叫声，夹杂着物品砸落的响动。那声音嘶哑、疯狂，不停挣扎怒吼。
我们一行人迈过略显破旧的石门槛，踏入院子，院墙低矮，墙角垒着柴火，几只瘦鸡在泥地里躲闪。
一进屋，便看到一名瘦高男人正在屋中横冲直撞，面容扭曲，衣衫凌乱，眼中透出癫狂与空洞。他手里抓着木凳，看样子，要将整个屋子砸个粉碎。
那便是陈叔的儿子。
他一看到我们这些陌生人，更是情绪失控，狂吼着就要扑上来。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芳芳也都被吓了一跳，脸色微变。
但还不等我们反应过来，郭蓉蓉一个箭步冲上去，动作干脆利落，一手稳稳按住他的肩，另一手锁住他手腕，把人牢牢控制住。
玉琴也快速地上前按住了他。
村长紧随其后，合力将陈叔儿子按倒在破旧的竹床上。
我这才反应过来——牛啊！外婆。退伍没多久，身手仍旧保持着部队的标准利索。面对的是一个失控的成年男子，她动作利落，没有丝毫犹豫。
廖婆婆也是，看不出来这样的身手。
“村长，你来了。”陈叔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与颓败。他满脸憔悴，眼眶发红，看着儿子几乎要哭出来。
“怎么又犯了？这才好几天不是还挺安稳的吗？”村长叹着气，皱起眉头，脸上写满了无奈。
屋角一名中年妇女早已坐在地上哭成一团，那是陈叔的妻子。
她伸手去拉儿子的胳膊，哽咽着喊：“儿啊，你咋又是这样？你这是怎么了啊？”
靠墙站着的两名卫生兵穿着灰蓝色的制服，其中一人拿出针管，熟练地将药液注入男人手臂。
我顿时警觉起来：“你们注射的是什么？”
其中一人头也没抬，答道：“胰岛素。”
胰岛素昏迷疗法。
我心头一紧。这种疗法早在2025年早被淘汰了。它通过大量注射胰岛素诱发低血糖性昏迷，以期“重置”大脑，但极易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
“胰岛素是什么？”郭蓉蓉皱眉问我。
“是……用来让人暂时昏迷的药物，理论上能让神经系统‘安静’下来。”我解释道，话语斟酌着。那些关于严重副作用、长期致残的内容，我没有说出口。
“好了，睡一觉就没事了。”卫生兵站起身，拍拍裤腿。
“可他每次都这样，睡醒了就又发疯了！”陈叔妻子的声音几乎是哀求，“大夫，这咋能治好啊？”
卫生兵撇了撇嘴：“哪能真好？这病不讲理，也没法治。家里人多看着点，别让他伤到人。”
外面围了些村民：“要我说，是不是小时候被吓着了，邪气进了脑子。”
“陈叔，要不要看看是不是家里祖坟哪年动过了土，冲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发凉。
这是1963年，精神疾病还没有列入正常的医学体系，医院也没有设置精神病专科。
这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晦气、不祥、报应。
村里没有医生，只有卫生兵；没有诊断，只有传言；没有社会支持系统，只有“锁起来”“看住点”“别乱说”几个词来糊弄过去。
“你们这里……没人给他好好看过病吗？”我问村长。
村长苦笑了一下：“他们说这是‘疯病’，让我们回家养着，别添乱。我们都是能遮就遮。”
疯病——多么带着偏见与无知的词。
在这个年代，“疯了”不是病，是耻辱；不是病人，是被遗弃的人。
“几位同志，你们还是先镇上吧，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村长叹了一声，看了眼屋里躺着的人，“让他歇会儿，也算太平一会儿。”
告别了村长和芳芳，我们三人踏上了回城关镇的路。
三辆老式自行车哐哐作响，在起伏的乡间小路上缓慢前行。夕阳还未完全坠下山头，但天边的云霞已经染上了淡淡的橘红与粉紫。
一路上，三人都没怎么说话。
回到城关镇卫生所时，我们刚推车进院，在通往办公室的窄道上，迎面碰上了李诚。
“三位同志回来了？”他笑着向我们打招呼，目光一扫，眉头一挑，“怎么一个个都蔫了似的，累了？”
“今天去石羊村做宣讲了，刚回来。”郭蓉蓉说着，拍了拍腿上的土。
“哦？小棠同志也去了？第一天的感受怎么样？”李诚看向我。
我点了点头，还没开口，玉琴便先替我答了：“小棠懂得多，村民们听得都可认真了，连村长都说她讲得清楚。”
“不错啊。”李诚微微点头，语气里带着一丝鼓励，“一会儿记得把宣讲会的报告写了，交给所里档案室归档。”
回到宣传组的办公室，旧木门吱呀一响推开，桌上放着今天还没整理完的资料。
刚坐下，我转头问：“还要写报告吗？”
郭蓉蓉正从抽屉里抽出几张纸，递给我：“对啊，每次宣讲完都得写。不光是咱组留底，还得送去镇里开会时统一汇报。”
我接过纸张，纸面泛黄，粗糙的毛边一看就知道是老式浆糊纸，上头已经预印好了“城关镇人民卫生所 宣传工作记录表”几个红字，左上角还有半褪色的红章，印得有些歪。
我皱着眉盯着纸看了半天。
老天爷啊，我这字哪里能见人？
无奈，我提起笔，只能把今天看到的、讲过的，一条一条往上填。
可写着写着，我心里就忍不住又浮现起陈叔家的情景。
“刚刚陈叔他儿子……真的是疯了吗？”郭蓉蓉坐到我旁边，小声问。
我放下笔，摇了摇头：“不是疯病，是精神病。”
“精神病？”她眉头微蹙，“那是什么？”
“是种需要治疗的病，不是中邪，也不是发疯。”我尽量解释得清楚些，“可能是情绪、神经、甚至脑化学的问题，得有人长期照顾，也得系统治疗。可惜现在很多地方都不当回事。”
她听得认真，脸上多了几分沉思。
天黑得快，下班铃声一响，大家陆续收拾回宿舍。
洗完脸、换了睡衣，我刚躺上床打算歇一会儿，宿舍门却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打开门，是郭蓉蓉。
她没等我问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好了。”
我愣住。
“我要当医生。”她咬字格外清晰，一字一句说得坚定，“我要当精神病人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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