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的尘埃落定，带来片刻喘息，却并未卸下杨梅心头的重担。十八名的成绩像一枚微弱的勋章，别在她满是疲惫的衣襟上，却无法照亮前路。寒假，这座横亘在学期之间的漫长冰封期，才是她必须直面并跨越的真正关隘。
侯年年带来的消息，像阴霾天空中透出的一线光，虽然微弱，却指明了方向。她兴冲冲地跑到306宿舍，宣布了她从姑姑那里问来的确切消息：
“问清楚了！我姑说了，春运期间确实缺人，待遇有两种！”侯年年嗓门清亮，瞬间吸引了宿舍里所有人的注意，尤其是杨梅和朱雨。
她掰着手指头说道：“一种是一天一百二，包两顿饭，还包住！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客运站员工宿舍，条件嘛……肯定一般，但好歹能遮风挡雨，省了来回跑的麻烦。”
“另一种呢，”她顿了顿，看向杨梅和朱雨，眼神里带着点“你们自己掂量”的意味，“是一天一百五，啥也不包！就光给钱，吃饭住宿都得自己解决。”
一天一百二，包吃住。
一天一百五，纯现金。
简单的数字对比，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生存计算。
周小雅正对着镜子涂睫毛膏，闻言头也不回地插嘴：“那肯定选一百二啊！包吃住多省心！客运站那地方乱糟糟的，下班就能直接休息，不用大冬天来回折腾，多好！”
李蜜也附和：“就是，吃饭也是钱啊，而且外面吃多贵，包两顿饭能省不少呢！”
她们是从“便利”和“省心”的角度考量，这是属于她们那个世界的逻辑。
然而，杨梅几乎是在听到选项的瞬间，心里那架精密而现实的天平就已经开始了倾斜。她没有立刻回应，只是垂下眼睫，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输入条件，快速分析，得出结论。
包住？ 住在客运站员工宿舍，确实省去了每日往返近两小时的车程和路费。但是，这意味着她要完全脱离学校这个相对熟悉和安全的环境，融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鱼龙混杂的集体宿舍。安全与否、人际关系如何处理，都是未知数。而且，住在那边，她寒假期间唯一的“大本营”就没了，万一有点什么事，连个退路和存放私人物品的地方都没有。
包两顿饭？ 这听起来很诱人。但以她对人性的了解和之前兼职的经验，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餐”，质量通常只是维持在“饿不死”的水平，油水少，分量也未必足。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说，可能根本不够支撑。
最重要的是——钱！
一百五和一百二，一天差三十元。
如果整个寒假按照工作三十天计算（春运高峰期，很可能需要连续工作），那就是整整九百元的差额！
九百元！
对于周小雅来说，可能只是一条裙子或者两顿聚餐的费用；对于李蜜来说，可能只是一张周边旅游的车票。但对于杨梅，这九百元意味着下个学期更多顿可以吃饱的饭，意味着可以多买几本必需的教辅资料，意味着当班级突然收取什么费用时，她不必再像之前那样窘迫难堪，甚至……意味着她能离那个恐怖的“学费”深渊，更远一点点。
用每天可能并不可口的固定饭菜和一个不确定安全性的住处，去交换实实在在的、捏在自己手里的九百元现金。
这笔账，在杨梅看来，根本不需要犹豫。
她抬起头，目光平静而坚定地看向侯年年，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年年，我选一百五的，什么都不用包。”
她的选择让周小雅和李蜜都愣了一下，连侯年年也有些意外。朱雨则在一旁默默听着，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思索的光芒，显然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计算。
“啊？杨梅你确定？”侯年年确认道，“来回跑很辛苦的，而且吃饭……”
“我确定。”杨梅打断她，脸上甚至挤出了一丝淡淡的、不容置疑的笑容，“住就住在学校好了，我已经提前跟学校宿管打好招呼了，寒假可以留校住宿。”
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了这个“留校住宿”的资格，她早在期末考试前就多次忐忑地前往宿管科，小心翼翼地询问政策，填写申请表，向辅导员说明情况（当然，她隐去了家庭断供的窘迫，只说是家远，想利用寒假在学校学习），才最终获批。这确保了她在S市有一个稳定、廉价（只需要支付象征性的水电费）、且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至于吃饭，”杨梅继续说道，语气更加轻松，仿佛在谈论一个早已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个更好解决。我每天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带上两个饼子随便凑合一下就行。”
“饼子？”周小雅忍不住惊呼，涂睫毛膏的手都停了，“天天吃饼子？那怎么行？营养哪里跟得上？而且多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啊！”
杨梅笑了笑，没有解释。她们不会明白，对于曾经经历过更艰难时刻的她来说，两个结实、顶饿的饼子，已经是很好的选择了。食堂的馒头或者外面买的烧饼，价格低廉，容易饱腹，而且方便携带。她可以就着客运站提供的免费热水吃，或者干脆干噎下去。营养？在生存面前，那是一个太过奢侈的词汇。她的要求很低，只要不饿得头晕眼花，能支撑她完成一天高强度的站立和奔走，就足够了。
她又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天自带干粮，那么她几乎可以省下全部的餐费。这无形中又相当于每天多“赚”了十几二十元。选择一百五，自己解决吃住，综合算下来，远比选择一百二包吃住要“划算”得多。
她的每一个选择，都被迫浸透着这种精打细算的生存智慧。她不是在挑选舒适度，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生存资源和未来资本。
朱雨在经过一番思考后，也低声对侯年年说：“年年，我也选……一百五的，跟杨梅一样，住学校。”
她们像是两个结成同盟的士兵，在残酷的生存战场上，选择了同样艰苦但收益更高的作战方案。
决定之后，便是具体的准备。杨梅翻出了自己最厚实但也最耐磨的棉衣和裤子，检查了鞋底是否够防滑、是否还能支撑一个月的奔波。她清理了自己的帆布背包，确保足够结实，能装下她一天的“给养”——水杯、笔记（她打算利用极其零碎的休息时间背点英语单词）、以及那至关重要的、用塑料袋仔细包好的两个饼子。
她甚至提前去勘察了从学校到城东客运站最早一班公交车的发车时间和路线，计算好几点起床、几点出门才能准时赶到。清晨的寒冷，路途的颠簸，这些肉体上的辛苦，在她看来，都比不上那攥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三十元差价来得重要。
窗外，寒风呼啸，S市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也即将迎来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春运。
而杨梅，这个刚刚成年不久的女孩，已经为自己装备好了最简陋的“盔甲”和“干粮”，准备以一名临时工的身份，投身于那场浩大而混乱的洪流之中。她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苦的路，一条需要精打细算、咬牙硬撑的路。但这条路，指向的是她所能争取到的、最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那一丝渺茫的、关于继续学业的希望。每一步的算计，每一次的忍耐，都是为了在那个冰雪覆盖的冬天里，为自己积攒下一点点能够活下去、并或许能走得更远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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