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的春天，会稽山阴的兰亭正飘着墨香。王羲之提笔蘸墨时，忽然瞥见案角那卷泛黄的《蜀书》残卷——是友人从蜀地带来的，纸页间还沾着蜀地特有的朱砂碎屑。他展开书卷，“沈砚之 撰”四个字映入眼帘，笔锋苍劲如老树盘根，倒像是用骨头刻出来的。
“逸少，在看什么？”谢安端着酒杯走过来，酒液晃出琥珀色的光。
王羲之指着残卷里“绵竹之战”的记载，低声道：“你看这段，苏临州战死前，麾下士兵不足千人，却硬是冲垮了邓艾的先锋营。”他指尖划过“汉祚永存”四个字，墨迹深透纸背，“明明知道成都已无援兵，为何还要死战？”
谢安俯身细看，忽然笑了：“就像我们现在，明知偏安江南，终非长久之计，不还是要在这里曲水流觞？”他饮尽杯中美酒，目光落在远处的青山上，“有些东西，比活下去更重要。”
残卷在春风里轻轻颤动，像是在应和他的话。王羲之忽然想起去年在洛阳，见过刘禅的后人。那是个锦衣玉食的少年，说起蜀汉，只记得成都的锦缎比建康的光滑，对“诸葛亮”“姜维”这些名字，茫然得像听陌生人的故事。
“你说，沈砚之当年护着这些残卷，到底想留下什么？”王羲之问。
谢安没直接回答，而是从行囊里取出另一卷书——是陈寿的《三国志·蜀书》。他翻开“后主传”，指着其中一句：“后主举家东迁，册命为安乐县公。”再翻到“姜维传”，末尾写着“维妻子皆伏诛”。
“陈承祚是蜀人，”谢安轻声道，“可他笔下的蜀，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模糊影子。”他将两卷书并在一起，“沈砚之的残卷里，连江油守将马邈投降前夜的家书都记着——‘妻小安好，勿念，吾……身不由己’。”
王羲之忽然懂了。陈寿写的是史，沈砚之记的是人。是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挣扎的、会哭会怕却依然选择坚守的人。
残卷里夹着一张褪色的药方，字迹娟秀，是沈砚之妻子的手笔。上面写着“川贝三钱，枇杷叶五片，治咳”，旁边有沈砚之的批注：“景元四年冬，咳甚，妻夜煎药，药香透窗，似先母在世时。”
他想起沈砚之在柴房里咳血的模样，忽然心口发闷。这个在史书里可能只占一行字的“蜀臣”，也曾有过窗下煎药的暖，有过灯下校书的静，最终却要在魏兵的刀下，用身体护住一箱故纸。
“听说蜀地还有人在传沈砚之的故事？”王羲之问。
谢安点头：“我去年过蜀道，见栈道旁有个老妪在卖拓片，拓的就是‘沈砚之护书处’。她说，当年沈大人死后，是个少年把他葬在锦官城外的竹林里，坟前没立碑，只种了棵槐树——说是太学里的那种。”
王羲之提笔，在残卷的空白处写下“槐”字。笔尖落下时，仿佛听见蜀地的风吹过竹林，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有人在低声诵读《出师表》。
残卷的最后几页，是苏珩补记的。字迹稚嫩，却透着一股执拗。他写自己如何在南中躲避搜捕，如何在夷人部落里教孩子读书，如何在花甲之年，把抄录的《蜀书》交给儿子：“汝祖父战死，沈公殉节，皆因‘汉’字在心。今书传于汝，非为复蜀，为记其魂。”
“非为复蜀，为记其魂……”王羲之喃喃重复，忽然将杯中酒泼在地上。酒液渗入泥土，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沈砚之、苏临州们敬了一杯。
谢安看着他，忽然道：“前几日见了桓温，他说要北伐。”
王羲之抬眼，眸中闪过一丝亮。桓温是个枭雄，野心勃勃，可他的北伐大旗上，写的是“光复中原”——和当年诸葛亮的“兴复汉室”，竟有几分相似。
“你说，那些藏在故纸堆里的魂，会不会跟着北伐的大旗，再醒过来？”王羲之问。
谢安望向兰亭外的群山，春风拂过，带来远处的杜鹃啼鸣，一声声，像极了蜀地的口音。“或许吧，”他轻声道，“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不算真的死了。”
残卷被风掀起，露出沈砚之写在卷首的话：“史者，非记兴亡，乃记人心。”
王羲之放下笔，看着满室文人雅士。他们饮酒赋诗，谈玄论道，看似与蜀地的残卷无关。可当有人吟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有人挥毫写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忽然觉得，那些在绵竹战死的士兵，那个在柴房护书的老者，那些藏在故纸堆里的魂魄，其实一直都在。
他们变成了诗句里的风骨，变成了笔墨间的赤诚，变成了每个时代里，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那点倔强。
夕阳西下时，王羲之把《蜀书》残卷小心收好。他决定把它带回建康，藏在自己的书斋里。或许有一天，会有像苏珩一样的少年，在故纸堆里读到这些故事，然后眼睛发亮，说：“原来以前，有这样一群人啊。”
风吹过兰亭，墨香混着酒香，飘向远方。远处的江面上，归帆点点，像极了当年苏珩走进风雪时，那孤单却坚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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