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编书案前，摊开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位老农蹲在稻田里，手掌抚过饱满的稻穗，脸上的皱纹里沾着泥，眼神却亮得像盛着阳光。这是“粮食之父”袁老伯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他培育出“千斤稻”的试验田——如今，这张照片要和他的故事一起，走进全国学子的课本。
“袁老伯的故事，得从一粒种子讲起。”苏砚秋指着案上的稻种标本，那是袁老伯用三十年时间，从普通稻种里一点点优选、杂交出的新品种，颗粒比寻常稻谷大出近一半，“他年轻时见百姓挨饿，就说‘我要让地里长出的粮食，够天下人吃’。这话，他用一辈子去兑现。”
编书的老师们围拢过来，手里捧着袁老伯的日记、村民的口述记录，还有各地报来的粮食增产数据。江南的农技师王大叔红着眼圈说：“俺们村以前亩产不足三百斤，种了袁老伯的‘千斤稻’，现在能收八百斤。他那年来看稻子，在田里走了一整天，裤脚全是泥，临走前还叮嘱‘别贪多，要选适合本地的种子’——他心里装的全是粮食，不是名气。”
如何把这份“稻菽情”写进课本？大家争论起来。格致馆的张衡主张多写科学原理：“得讲讲杂交育种的道理，让孩子知道‘千斤稻’不是天上掉的，是用显微镜、用试验田熬出来的。”
边疆的马老师却觉得该多写细节：“我听新疆的棉农说，袁老伯七十岁还去戈壁指导种耐旱麦，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雪水。这些事比原理更能让人记住——他为了粮食，啥苦都能吃。”
苏砚秋翻着袁老伯的日记，其中一页写着：“今日在试验田丢了五株秧苗，心疼得半夜睡不着。每株苗都是希望，不能马虎。”他沉吟道：“就从‘一粒种子’的视角来写吧。从它被袁老伯选中，到在试验田扎根，再到种遍大江南北，最后变成百姓碗里的饭——让孩子跟着种子走一遍旅程，就懂了这份坚守。”
于是，课本里有了这样的篇章：《一粒稻种的自述》。开篇是“我原本是粒普通的稻子，长在江南的稻田里，穗小粒瘪，袁老伯却在我身上看到了希望”；中间写“他把我和耐旱的麦种杂交，在温室里熬过三个冬天，我才长出饱满的颗粒”；结尾则是“现在，我和我的子孙们长在新疆的棉田旁、漠北的绿洲里，看到孩子们捧着饭碗笑，就知道袁老伯的心愿实现了”。
文中配了多幅插画：袁老伯在灯下观察稻穗的显微镜，试验田边写满数据的木牌，各族百姓丰收时捧着稻穗的笑脸。最动人的是一幅对比图：左边是袁老伯年轻时见过的饥荒场景——百姓背着空粮袋逃难；右边是如今的粮仓——堆得像小山的稻谷，孩子们在旁边笑着奔跑。
“得让孩子知道，‘不挨饿’不是天生的。”苏砚秋在插图旁加了段小字，“袁老伯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好种子扎根土地，能长出粮食；好人扎根家国，能长出希望。”
教材试读时，反馈来得又快又暖。江南的孩子在作文里写：“以后吃饭不剩饭了，每粒米都是袁爷爷用汗换来的。”新疆的棉农子弟画了幅画：袁老伯站在稻穗和棉桃中间，两边是各族孩子，标题是“谢谢您，让我们有饭吃”。
最让编书团队动容的是一封来自山村小学的信。孩子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老师说，袁爷爷的稻种能在石头缝里发芽。我们也要像稻种一样，在山里好好读书，将来让家乡长出更多粮食。”
苏砚秋把信贴在编书工坊的墙上，旁边挂着袁老伯的那句话：“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他对王砚之说：“把粮食之父写进课本，不是要孩子们都去种庄稼，是要他们记住：有种精神叫‘为国为民，一生一事’。袁老伯用一粒种子喂饱了百姓，这种扎根土地、默默奉献的劲儿，比任何知识都珍贵。”
秋收时节，新课本正式发行。在袁老伯曾蹲过的试验田旁，孩子们捧着课本，听老农讲“千斤稻”的故事。风吹过稻田，稻浪翻滚，像一片金色的海，也像无数颗跳动的心——那是袁老伯的心愿，是课本里的传承，更是下一代接过的、关于“吃饱饭、守好家”的承诺。
苏砚秋站在田埂上，看着孩子们抚摸稻穗的样子，忽然觉得，袁老伯从未离开。他化作了课本里的文字，化作了稻田里的种子，化作了孩子们眼里“要做一粒好种子”的光。而这些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让这片土地，永远不缺稻菽的芬芳，不缺为民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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