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石山往西南行，戈壁的褐渐渐被草原的绿替代，车窗外开始出现成群的牛羊，毡房像撒在绿毯上的白蘑菇。苏砚秋掀开车帘，一股混着牧草与烤馕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是进入新疆地界的信号。
“前面就是伊犁河谷的巴扎（集市），”陪同的地方官笑着介绍，“这几日正赶上古尔邦节，各族百姓都来赶集，热闹得很。您正好瞧瞧咱这儿的民间产业，都是百姓自己闯出来的路子。”
车刚停稳，就被喧闹的人声裹住。巴扎入口的木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绸缎，维吾尔族姑娘的艾德莱斯绸像流动的彩虹；转角的馕坑前，老汉正把发酵好的面团贴进坑壁，金黄的馕冒着热气，上面的芝麻香飘出老远；更远处，哈萨克族的手艺人在打制铜器，叮当声与商贩的吆喝此起彼伏，汇成一首鲜活的市井交响曲。
苏砚秋走到一个卖地毯的摊位前，摊主是个叫阿依古丽的姑娘，正用彩线在地毯上绣着天山雪莲。“这图案是俺娘教的，”她笑着展示，“以前只绣给家里用，去年官府帮咱办了‘丝路工坊’，现在绣的地毯能卖到京城，还有西洋商人来订货呢。”
摊位后的架子上，摆着印着地毯纹样的手帕、荷包，都是工坊开发的新产品。“光卖大块地毯运费贵，”阿依古丽指着小物件，“这些轻便的，走骆驼队、搭商船都方便，上个月还发了工钱，给弟弟买了新课本。”
不远处的木器摊前，回族木匠马师傅正在刨一块核桃木。他手里的木勺刻着葡萄藤图案，勺柄处却巧妙地雕了朵牡丹。“这叫‘民族团结勺’，”马师傅擦了擦木屑，“汉人的牡丹配咱新疆的葡萄，买的人多着呢。去年去兰州参加展会，一下子订了两百个。”
苏砚秋拿起木勺，手感温润，雕工细腻。“这手艺是家传的？”
“是，俺爹以前只做农具，”马师傅眼里闪着光，“后来县上请了格致馆的师傅，教咱用新工具，还教怎么设计花样。现在不光做勺，还做木碗、茶盘，连洋人都夸‘有东方味道’。”
巴扎深处，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卖酸奶粽子的摊位。汉族大娘李翠莲正往粽子上浇蜂蜜，她的摊位前挂着“疆汉合璧”的招牌。“这粽子是用天山雪水浸的米，配哈萨克族的蜂蜜，”她给苏砚秋递来一个，“俺老伴是维吾尔族，他教俺做酸奶，俺教他包粽子，没想到成了巴扎的招牌。”
吃着酸甜的粽子，苏砚秋走到一处热闹的院落，里面正举办“民间技艺赛”。蒙古族的马头琴与汉族的二胡合奏着《丝路谣》，柯尔克孜族的织工与回族的绣娘比谁的纹样更精巧，连卖烤包子的师傅都支起摊子，比谁的包子褶多、馅足。
“以前各族百姓各过各的，”地方官感慨道，“这几年修了公路，办了工坊，大家常来往，手艺也互相学。您看那烤包子，现在有的加了汉族的五香粉，有的学哈萨克族加了羊肉丁，味道反倒更好了。”
离开巴扎，苏砚秋去了附近的棉田。雪白的棉花像云絮铺在地上，各族农户正忙着采摘，笑声顺着田埂飘远。带头的老农是个维吾尔族大叔，他指着田边的水井：“这是官府帮咱打的机井，以前靠天山融雪灌溉，旱年就愁。现在有了井，棉花亩产多了三成，还种上了新引进的长绒棉，纺成布能卖大价钱。”
棉田旁的轧花厂轰隆隆作响，工人正把新摘的棉花加工成棉絮。厂长是个年轻的汉族小伙，他指着墙上的订单：“这些长绒棉要运到江南的纺织厂，织成绸缎再卖到西洋去。咱还办了培训班，教农户选种、防虫，现在连七十岁的老汉都知道‘科学种棉’了。”
傍晚住进毡房，主人端来手抓肉和奶茶。毡房的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十年前的土坯房，一张是现在的砖瓦房。“以前住土房，冬天漏风，”主人憨厚地笑，“现在靠种棉花、做地毯，盖了新房，还给儿子买了辆摩托车，去县城赶集半个钟头就到。”
夜里，苏砚秋站在毡房前，望着远处天山的雪顶在月光下泛着银辉。河谷里的灯火星星点点，那是各族百姓的家，是工坊的灯，是学堂的窗。他忽然明白，所谓“民间产业”，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阿依古丽绣毯上的雪莲，是马师傅木勺上的牡丹，是各族百姓手拉手闯出来的好日子。
这些产业像纽带，把不同的民族连在一起；像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长出繁荣的枝丫。而这片土地的生机，就藏在巴扎的喧闹里，在棉田的笑声里，在各族百姓共酿的生活蜜里——甜得踏实，暖得长久。
次日离开时，阿依古丽送来一块新绣的地毯，上面绣着骆驼商队穿越沙漠，走向远方。“这是俺们的念想，”她说，“盼着丝路再繁华，盼着日子更红火。”
苏砚秋把地毯卷好，心里像装着整个伊犁河谷的暖意。他知道，新疆的故事，就写在这些绣毯、木勺、棉花和笑容里，写在各族百姓手牵手、心连心的烟火气里，正随着天山的融雪，漫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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