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冬日的阳光稀薄而冷淡，如同稀释了的牛奶，无力地洒在街道上。
林·冯·俾斯麦裹紧了奥古斯特教授借给他的旧外套，独自走在柏林街头。
他左肩的伤处仍有些许不适，但更让他感到沉重的是呼吸间吸入的、混杂着煤烟、贫困和绝望的空气。
他首先去了蒂尔加滕公园。
光秃秃的橡树和山毛榈下，聚集着一群与周围萧索景致几乎融为一体的人。
他们大多穿着破旧、洗得发白的军装，有些人空荡荡的袖管别在腰间，有些人脸上带着无法消退的疤痕，还有人拄着粗糙的木制拐杖，站立的身影却依旧残留着军人的笔挺。
这是一个退伍士兵的集会。
没有激昂的鼓动，只有一种压抑的悲愤在空气中蔓延。
一个失去了一只眼睛、用黑色眼罩覆盖着伤疤的老兵，站在一个临时搬来的木箱上，他的声音嘶哑，却像钝刀一样割着每个人的心：“我们在凡尔登的泥泞里打滚，在索姆河的弹坑里坚守！”
“我们为德意志流尽了血！”
“可现在呢？”
“我们得到了什么？”
“连一块像样的面包，一份能养活家人的工作都没有！”
人群沉默着。
林站在外围，目光扫过这些曾经是国家支柱的面孔。
他们眼神中的光芒已然熄灭，取而代之的是被背叛的痛苦、对未来的迷茫，以及一种深可见骨的疲惫。
他看到一个格外年轻的士兵，背靠着一棵老橡树，空洞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他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持续颤抖着——那是残酷的战争留给这个年轻躯体的永久印记。
“他们承诺的荣誉和家园在哪里？”
老兵的声音渐渐带上了哭腔，“政府在哪里？”
“那些坐在温暖办公室里的老爷们，还记得我们吗？”
林沉默，转身离开。
……
离开公园，林信步走向柏林东部。
这里的景象与夏洛滕堡区的相对宁静截然不同。
狭窄的街道两旁是拥挤、破旧的公寓楼，外墙布满裂缝，斑驳脱落。尽管天气寒冷，许多窗户依然敞开着，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虽然打满补丁，却洗得发白，透露着底层人民在贫困中维持的尊严。
在一个街角，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围在一起，他们脸上带着煤灰和疲惫，情绪却异常激动。
“又要降薪！”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二次了！”
“那些资本家是想逼死我们！”
一个满脸煤灰的壮硕工人挥舞着拳头，愤怒地低吼。
“听说西门子工厂昨天又开除了两百人，连干了十几年的老工人都没能幸免。”
一个年长些的工人叹息着，眼神黯淡，“我儿子就在那里……”
“现在全家就靠我那点微薄的薪水，连土豆都快买不起了。”
“我们不能这样等死！”
一个年轻的工人声音激昂，“斯巴达克团的人说得对，只有像俄国同志那样，我们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罢工！我们必须罢工！”
有人附和道。
林默默地走过他们身边，这些充满愤怒和绝望的对话像冰锥一样刺入他的耳中。
工人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了临界点，社会秩序的崩坏就在眼前。
柏林不仅仅是在忍受战败的屈辱，更是在一座即将喷发的社会火山之上。
然而，最触动他、让他内心受到终极震撼的一幕，发生在他陪同教授前往菩提树下大街出版社办事的回程路上。
他们路过波茨坦广场。
冬日下午短暂的阳光勉强穿透云层，却照出了这座城市最深刻的撕裂。
在广场的一侧，排着一条长长的、几乎望不到尾的队伍。
男女老少，大多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在刺骨的寒风中蜷缩着身体，缓慢地向前移动，等待着领取慈善机构发放的、寡淡的救济汤。
他们的眼神麻木，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壳，沉默地忍受着命运的重压。
就在这支队伍中，林看到了一个格外刺目的身影。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虽然破旧、却烫得笔挺的少校军服。
他站得异常挺拔，下颌微收，仿佛正站在阅兵场上。
然而，他那双磨损得几乎见底的皮靴和肘部打着整齐补丁的外套，无情地揭露了他的窘迫。
当轮到他时，救济人员递给他一碗冒着微弱热气的菜汤。
令人心碎的是，这个男人没有立刻去接那碗汤，而是抬起右手，对着那个普通的救济人员，敬了一个标准、有力、带着旧日荣耀印记的军礼。
那一刻，林感到呼吸一滞。
似乎不远处，一阵笑声传来。
林转头，而就在不到五十米外，广场另一侧的一家豪华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尽管天气寒冷，他们依然享受着有暖炉的户外区域内。
几个衣着光鲜、皮鞋锃亮的绅士正悠闲地靠在舒适的藤椅里。
他们面前的小圆桌上摆放着精致的瓷杯和残留着奶油痕迹的糕点盘。
他们高声谈笑着，内容是关于外汇市场的波动和最近的投机机会，不时发出爽朗而刺耳的笑声。
他们的世界，温暖、富足、仿佛与不远处那条沉默等待救济的队伍处于不同的时空。
两个世界，如此接近，中间只隔着几十米冰冷的空气，却又遥远得如同隔着深渊。
林猛地停住了脚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这一幕像一记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他的胸口，砸碎了他最后一丝作为“旁观者”的侥幸。
愤怒、悲哀、一种几乎要呕吐出来的恶心感，混杂着强烈的负罪感，席卷了他。
他原本那个“在大学里谋个职位，安稳度日”的想法，在这一刻显得无比可笑、虚伪和卑鄙。
林想，他无法再仅仅“先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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