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痕检
四月九日，星期三。天刚蒙亮，弄堂里的响动就钻透了窗棂。
李振邦轻轻掀开被子，林淑娴还蜷着，呼吸匀净，额前碎发沾在脸颊上。他捏了捏她的手，温温的，才起身穿衣服。刚走到外间，就听见灶披间里传来碗筷碰撞的轻响——岳母已经在忙了。
灶披间小，只能容下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张小方桌。岳母正把隔夜的剩饭倒进铝锅，兑上自来水，坐在小马扎上，用火柴点煤球炉子。火苗“噗”地窜起来，映得她眼角的皱纹亮了亮。
“姆妈，侬起得嘎早。”李振邦凑过去，帮着把炉盖架上，用上海话搭话。
“人老了，觉少，三点多就醒了。”岳母回头，手里攥着两个土鸡蛋，蛋壳上还沾着点泥，“泡饭马上好，等会儿侬去弄堂口买两根油条，淑娴爱吃脆的。伊还没醒，勿要吵伊，让伊多困会儿。”
李振邦应了声，从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粮票和零钱——三张壹两的粮票，两张伍分的纸币，叠好塞进警装的内袋。他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林淑娴翻了个身，嘴里咕哝了句什么，没醒，他才轻轻带上门。
弄堂口的早点摊已经排了七八个人。前面两个穿蓝布罩衫的阿姨正凑着说话，声音压得低，却还是飘进李振邦耳朵里：“今朝小菜场的带鱼新鲜是新鲜，就是要凭鱼票，我家那小子上个月把鱼票弄丢了，到现在还没补下来。”“我家还有一张，等会儿去看看，要是人少就多买点，腌起来能吃好几天。”
李振邦跟着排队，手里攥着粮票，指尖蹭到内袋里的笔记本边缘——昨晚睡前他把线索记在本子上，没来得及收进抽屉。队伍慢慢挪，轮到他时，摊主老周正用长筷子把炸得金黄的油条从油锅里捞出来，油星子“滋啦”溅在锅底。
“四根油条，劳驾。”李振邦递过粮票和钱。
“李科长早啊！”老周认出他，嗓门亮，“四根够不够？今朝的油条炸得透，香！”
“够了，家里三个人。”李振邦接过用牛皮纸包着的油条，热乎乎的，纸都被烫得发软，香味顺着纸缝钻出来。
回到家时，泡饭已经煮得冒了泡，米香混着水蒸汽飘满了屋。岳母在小方桌上摆了碟雪里蕻咸菜，淋了几滴麻油，油花浮在咸菜上，亮闪闪的。林淑娴也醒了，坐在桌边，穿着李振邦的旧棉袄，袖子太长，挽了两圈，脸色比前几日多了点血色。
“今朝天好，等会儿太阳出来，把你那床厚被子晒一晒，潮得很。”岳母一边给林淑娴盛泡饭一边说，筷子头沾了点饭粒，她习惯性地抿掉。
“谢谢姆妈。”林淑娴轻声说，拿起油条咬了一小口，脆得“咔嚓”响。
李振邦没多耽搁，一碗泡饭，一根油条，就着咸菜，三两口吃完。他擦了擦嘴，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警装穿上，扣扣子时，最上面那颗扣子有点松，他用手指捏了捏，没掉。
“当心点。”林淑娴抬头看他，眼神里带着点担心。
“晓得了，晚上早点回来。”李振邦点点头，推着靠在门边的自行车出了门。
局里的气氛比往日紧。李振邦刚把自行车停在车棚，就看见老吴从办公楼里跑出来，手里攥着个文件夹，脸色不好，眼下有明显的黑圈，像是没睡够。
“振邦，有发现！”老吴把他拉到墙角，声音压得低，“这是‘沪江文化用品商店’的材料，我和小郑查了一晚上，没敢歇。”
李振邦接过文件夹，封面是硬纸板的，边缘磨得毛了。他翻开第一页，是工商注册登记表，钢笔字写得工整，老板钱仁安，上海本地人，五十六岁，解放前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开过小印刷作坊，叫“仁安印刷社”，民国三十六年因为印假烟票被巡捕房抓过，罚了五十块大洋才放出来。
“还有个股东叫赵永明，占四成股份。”老吴指着第二页的股东出资证明，“这个赵永明，不简单。你看他的履历——民国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在国民政府中央印制厂上海分厂做技术员，负责凹版印刷的版辊制作。”
李振邦的手指顿在“中央印制厂”几个字上。中央印制厂是解放前印钞票、邮票的地方，技术门槛极高；沈志远之前在南京财政部印刷局，也是搞凹版印刷的——这两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圈子里的，甚至认识。
“赵永明现在人在哪里？”李振邦抬头问，指尖在履历表上划了划，赵永明的照片是黑白的，三十多岁，戴圆框眼镜，嘴角往下撇，看着有点阴。
“查不到。”老吴摇头，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是钱仁安的询问记录，“我们昨天下午找钱仁安谈了，他说赵永明就是挂个名，不管事，去年秋天投了两万块大洋进来，之后就没露过面。分红都是通过中间人转交，他也没见过赵永明本人。”
“中间人是谁？”
“钱仁安说不清。”老吴揉了揉眼睛，“他说每次来拿钱的人都不一样，有时候是个穿短打的年轻人，有时候是个戴帽子的老头，只晓得都姓谭，说话带点广东口音，把‘钱’说成‘琴’，把‘纸’说成‘几’。”
“谭？”李振邦心里一动——沈志远提过的“谭工”，也是广东口音。线索终于连上了。“店的进货记录呢？特别是那批进口胶版纸。”
老吴翻到文件夹最后几页，是税务局的进货单复印件，上面盖着红色的税务章，“这是从税务局抄来的，‘沪江’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进过三批高级印刷纸，报关单上写的是‘美术印刷专用纸’，来源地都是香港‘昌兴洋行’，每次一两吨，量不大，看着像个正经文化用品店的进货量。”
“昌兴洋行……”李振邦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之前假粮票案里的“大华贸易行”用的是香港“利丰商行”，不是一家，但都在香港做纸张进出口，说不定有关联。“钱仁安的银行流水查了吗？有没有大额资金往来？”
“查了，有几笔可疑。”老吴指着流水单上的红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每个月都有一笔五千块的现金支出，备注是‘临时工工资’，但钱仁安拿不出工资条，也说不出临时工的名字。我们怀疑，这钱可能是给赵永明或者谭工的。”
正说着，小孙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帽檐上沾着晨露，裤脚也湿了，像是在外面跑了很久。
“李副科长，吴哥！闸北那边有发现！”小孙喘着气，从怀里掏出个牛皮纸袋，小心翼翼地递过来，“我们在宝山路仓库旁边的垃圾堆里，扒了半个多小时，找到这个！”
李振邦接过纸袋，上面写着“物证 0409-1”，是闸北分局的编号。他打开纸袋，里面是张透明塑料袋，装着一角烧焦的纸片——只有指甲盖大小，边缘焦黑，卷着边，中间部分还比较完整，能看到几个模糊的蓝色数字，还有半个徽记的印痕，像是麦穗缠在一起。
“我看看。”李振邦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对着纸片仔细看。数字是蓝色的，用的是油性油墨，干了之后有点发乌，能看清最后五位是“03789”，前面的被烧掉了；徽记的印痕很淡，但能看出是对称的，麦穗的纹路很细，不像是手工画的，更像是机器印制的。
“这纸质，和仓库里发现的纸边一模一样。”老吴凑过来，也用放大镜看，“都是八十克进口胶版纸，挺括，纤维细。”
“小孙，你们怎么找到的？”李振邦问，把纸片放回塑料袋里，小心地捏着袋口，怕留下指纹。
“我们昨天下午就在仓库周边排查，垃圾堆在仓库后面的小巷里，堆了不少烂菜叶、煤渣，还有几张旧报纸。”小孙抹了把脸，脸上沾了点灰，“今早下雨，泥土湿了，把纸片埋了一半，我看到上面有反光，扒开一看，是这个。对了，还有个收获——住在小巷口的王大爷说，四月七号夜里八点多，看到一辆卡车停在仓库后头，不是常见的解放牌，是旧的万国牌，深灰色，车厢盖着帆布，上面好像印着什么，但天黑看不清。”
“万国牌？”李振邦皱眉，这种卡车是美国产的，解放前很多，现在大多被淘汰了，只有少数运输公司还在用。“王大爷有没有看清开车人的样子？或者车牌？”
“车牌没看清，天黑，而且卡车停在阴影里。”小孙摇摇头，“开车人戴了顶鸭舌帽，穿蓝色工装，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左右，说话声音低，听不清口音。王大爷说他当时以为是拉货的，没在意，现在想想，那时候仓库早就废弃了，不该有卡车来。”
李振邦没再多问，拿着牛皮纸袋就往技术科走。技术科在办公楼二楼最里面，门没关，烟雾从里面飘出来，老陈正趴在桌子上，对着一台显微镜看什么，旁边放着几个玻璃瓶，里面装着透明液体，标签上写着“丙酮”“乙醇”。
“老陈，快看看这个。”李振邦推开门，把牛皮纸袋放在桌上。
老陈抬起头，揉了揉眼睛，眼白里全是血丝，他昨天也加班分析纸样，没睡几个小时。“什么东西？”他戴上白手套，拿起塑料袋里的纸片，对着窗户的光看了看。
“宝山路仓库旁边找到的，烧焦的纸片，和之前的纸边是同一种。”李振邦说，“你看看上面的数字和徽记，能不能弄清楚是什么。”
老陈点点头，把纸片放在载玻片上，滴了一滴乙醇，用镊子轻轻抚平卷边的部分，然后放到显微镜下。“先看纸质。”他调整着显微镜的焦距，“没错，是八十克进口胶版纸，纤维里有荧光增白剂，和之前的样本一致。”
他又拿出一台紫外线灯，接通电源，把纸片放在灯下。紫外线照在纸片上，纤维泛着淡蓝色的光，数字和徽记的印痕也清晰了点——蓝色数字的油墨里含有荧光成分，在紫外线灯下更亮，徽记的麦穗纹路能看清更多细节，甚至能看到麦穗中间有个模糊的圆形印痕，像是被烧掉了什么。
“这印油不一般。”老陈关掉紫外线灯，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用滴管滴了一滴丙酮在纸片的空白处，轻轻擦拭，“你看，油墨不溶于丙酮，说明是合成树脂型的，国内现在还生产不出来，只有欧美或者日本能造，主要用于重要证件、票据的印制，防伪性好。”
“徽记呢？像什么？”李振邦凑过去，盯着纸片上的印痕。
老陈拿出一本画册，是《各国国徽与重要凭证图集》，翻到苏联那一页——苏联国徽上有麦穗、锤子、镰刀，和纸片上的徽记对比，麦穗的纹路几乎一样，但纸片上少了锤子和镰刀，中间的圆形印痕，很可能就是锤子镰刀的位置，被烧掉了。
“像苏联的，但又不全像。”老陈谨慎地说，“可能是仿制的，去掉了锤子镰刀，或者还没印完就被烧了。”
李振邦心里一沉。如果是仿制苏联的凭证，性质就严重了——现在中苏关系好，苏联援助了不少工业项目，如果敌特用假凭证冒充苏联援助的物资凭证，或者伪造苏联专家的文件，不仅会扰乱经济，还可能影响两国关系。这比假粮票的破坏力大多了。
“能不能进一步处理，让徽记和数字更清晰？”李振邦问。
“可以试试硝酸银溶液，能让印痕显色更明显，但有风险，可能会破坏纸片。”老陈看着他，“要不要试？”
“试，小心点。”李振邦说，“另外，你再分析一下印油的成分，看看能不能查到来源。”
“行，你等会儿，我现在就弄。”老陈拿出一个小烧杯，倒入少量硝酸银溶液，用滴管小心地滴在纸片的徽记部分。
李振邦没在技术科等，他还要去查“昌兴洋行”的底细。他回到办公室，给外贸局档案室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调香港“昌兴洋行”近一年的进口报关记录，还有与上海企业的合作资料。
放下电话，老吴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振邦，这是赵永明解放前的同事，我们找到的。”照片上是一群穿工装的人，站在中央印制厂的门口，老吴指着最右边的人，“这个就是赵永明，旁边的人叫孙建国，现在在上海印刷一厂做技术员，我们上午找他谈了。”
“孙建国怎么说？”
“他说赵永明技术很好，特别是凹版印刷的版辊制作，在厂里是顶尖的。”老吴把照片放在桌上，“但赵永明为人孤僻，没什么朋友，解放前几个月突然辞职，说要去香港。孙建国还说，赵永明有个朋友，姓谭，是香港来的，经常来找他，穿西装，戴眼镜，说话带广东口音。”
“谭姓，广东口音。”李振邦把这些记在笔记本上，“孙建国有没有见过这个谭姓的人？或者知道他的名字？”
“没见过，只听赵永明提过几次，叫‘谭工’。”老吴摇摇头，“孙建国说，赵永明辞职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他也不知道赵永明现在在哪里。”
李振邦合上笔记本，站起身：“走，我们去外贸局档案室，亲自查昌兴洋行的资料。”
外贸局档案室在市中心，一栋西式老建筑，里面堆满了档案柜，都是铁皮的，刷着绿色的漆，上面标着年份和行业。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戴着老花镜，听说李振邦是公安局的，很配合，把他们带到“香港进出口贸易”的档案区。
“昌兴洋行的资料在这边，1951年到1952年的都在这几个柜子里。”大姐指着几个档案柜，“你们慢慢查，需要帮忙喊我。”
李振邦和老吴分头查。档案柜里的资料都是用牛皮纸袋装的，每个纸袋上写着报关日期、商品名称、收货单位。李振邦翻到1952年1月的一份报关单，昌兴洋行进口“美术印刷专用纸”两吨，收货单位是“沪江文化用品商店”，报关员叫“陈阿福”；又翻到2月的，同样是两吨，收货单位还是沪江，报关员还是陈阿福。
他继续翻，突然看到一份1951年11月的报关单，昌兴洋行进口“印刷设备配件”，收货单位是“大华贸易行”——就是假粮票案里的大华贸易行！报关员还是陈阿福。
“老吴，你看这个。”李振邦把报关单递给老吴，“昌兴洋行给大华贸易行送过印刷设备配件，报关员和给沪江送纸的是同一个人。”
老吴接过报关单，仔细看了看：“陈阿福……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假粮票案的卷宗里见过。”他想了想，“对了，大华贸易行的老板周文德，口供里提过一个叫陈阿福的报关员，帮他们报过关，后来找不到人了。”
李振邦心里豁然开朗——昌兴洋行、利丰商行、沪江文化用品商店、大华贸易行，都是通过陈阿福这个报关员联系起来的，背后很可能是同一个组织在操控。
他们又查了两个多小时，找到昌兴洋行和利丰商行的注册资料——两家洋行的注册地址都在香港上环，相距不到一百米，而且注册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很可能是同一批人注册的。
“走，回局里。”李振邦合上档案袋，“把陈阿福的资料调出来，全力找这个人。”
回到局里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李振邦没去办公室，直接去了技术科。老陈正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放大镜，看着处理过的纸片。
“怎么样？”李振邦问。
“有进展。”老陈把纸片递给他，“用硝酸银处理后，徽记中间的圆形印痕里，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图案，像是个齿轮。”
李振邦用放大镜看，果然，圆形印痕里有个小小的齿轮图案——苏联的凭证上没有齿轮，这说明不是仿制苏联的，那会是什么？
“印油的成分分析出来了。”老陈拿出一份报告，“含有苯乙烯-丙烯酸酯共聚物，还有少量的钛白粉，这种配方，日本的‘东洋油墨’公司生产过，主要用于印制军用物资凭证。”
“日本？”李振邦皱眉，“敌特怎么会有日本的印油？”
“可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来的。”老陈说，“香港是自由港，很多国外的东西都能买到，再通过走私进来，很方便。”
李振邦没再多说，拿着纸片和报告回到办公室。他刚坐下，电话响了，是闸北分局打来的，小孙的声音很兴奋。
“李副科长！我们在宝山路西边的一个废弃修理厂，发现了万国卡车的车辙印！”小孙说，“修理厂的泥土是新翻的，雨后车辙很清晰，胎纹和王大爷描述的一致，而且左前轮的胎纹有个三角缺口，很明显。”
“修理厂的位置在哪里？有没有找到其他线索？”李振邦站起来，拿起笔准备记。
“在宝山路和虬江路交叉口，叫‘红星修理厂’，去年冬天就倒闭了，现在没人管。”小孙说，“我们在修理厂的角落里，找到一个烟蒂，是‘老刀牌’的，还有一个空的罐头盒，上面印着‘香港制造’，生产日期是今年一月。”
“烟蒂和罐头盒都收好，送技术科检验。”李振邦说，“你们在那里蹲守，注意有没有可疑人员出现，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
挂了电话，李振邦立刻喊上老吴，开车往红星修理厂赶。车是局里的吉普，黑色的，开起来“轰隆隆”响。路上，李振邦翻看着笔记本，把线索串起来：
赵永明（中央印制厂技术背景）+谭工（广东口音，技术指导）→通过钱仁安的沪江商店提供纸张（昌兴洋行进口）和资金（大额现金支出）→利用宝山路仓库和红星修理厂作为据点→用万国卡车运输设备或凭证→伪造带有麦穗和齿轮徽记的凭证（用日本印油）→可能与假粮票案的大华贸易行（利丰商行）通过陈阿福关联。
线索越来越清晰，但还有很多疑问：伪造的凭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谭工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赵永明和陈阿福藏在哪里？
四十多分钟后，他们到了红星修理厂。修理厂的大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上面用红漆写的“红星修理厂”已经掉了一半。小孙和两个侦查员在门口等着，看到吉普过来，赶紧迎上去。
“李副科长，就在里面。”小孙领着他们进去，修理厂很大，地上散落着零件、废油桶，还有几间破旧的厂房。
“车辙在那边。”小孙指着厂房后面的空地，地上的泥土是新翻的，湿软，车辙清晰，左前轮的胎纹确实有个三角缺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扎过。
李振邦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车辙，泥土还很湿，说明卡车离开的时间不长，可能就在昨天或者今天早上。他又走到角落里，看到烟蒂和罐头盒已经被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烟蒂上还能看到一点口红印，说明抽烟的是个女人。
“附近有没有居民看到卡车进来？”李振邦问。
“我们问了旁边的住户，有个老太太说，昨天下午四点多，看到一辆深灰色的万国卡车开进来，停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就走了，开车的还是个戴鸭舌帽的人。”小孙说，“老太太还说，卡车走的时候，车厢里好像有人，因为她听到里面有咳嗽声。”
李振邦点点头，站起身：“老吴，你带两个人在这里继续勘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痕迹，比如指纹、脚印。我回局里，让技术科过来取样。”
回到局里时，天已经快黑了。李振邦直接去了技术科，让老陈带上设备，去红星修理厂取样。老陈收拾好东西，跟着他走。
路上，李振邦想起家里的林淑娴和岳母，拿出钱包，里面有张林淑娴的照片，是去年夏天拍的，她穿着碎花连衣裙，笑得很开心。他心里有点愧疚，最近太忙，很少陪她。
到了修理厂，老陈立刻开始工作。他用毛刷蘸着粉末，在废油桶、零件上刷，寻找指纹；又用相机拍下车辙、烟蒂、罐头盒的照片，然后取样。
“这里有个脚印。”老陈突然喊，指着厂房门口的泥地，“是女式的，36码左右，鞋底有花纹，像是胶鞋。”
李振邦走过去，脚印很清晰，旁边还有个男式的脚印，42码，鞋底磨损严重。“应该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说，“女的可能就是抽烟的那个，男的可能是开车的。”
老陈把脚印拓下来，又用指纹粉末取罐头盒上的指纹。“回去后尽快比对指纹，尽快出结果。”
等老陈忙完，天已经黑透了。李振邦让老吴他们继续蹲守，自己开车回局里。路上，他打开收音机，里面在播“五反”运动的宣传节目，说要打击不法资本家，维护国家经济秩序。他想着，沪江商店的钱仁安，很可能就是“五反”要打击的对象，但现在还不能动他，得等找到赵永明和谭工再说。
回到局里，他把今天的线索整理好，写在案情分析报告上，然后才想起回家。走出办公楼，外面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打在脸上有点凉。他骑着自行车，慢慢往家走。
弄堂里的灯已经亮了，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在地上。他看到家里的灯也亮着，心里暖暖的。推开门，岳母正在厨房里炒菜，香味飘出来，是他爱吃的红烧肉。
“回来啦？快洗手，马上吃饭。”岳母回头，手里拿着锅铲，脸上带着笑。
林淑娴坐在桌边，手里拿着毛线，正在织小袜子，看到他进来，站起来：“今天累不累？”
“还好，有进展。”李振邦洗了手，坐在她旁边，摸了摸她的肚子，孩子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打招呼。
晚饭很丰盛，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还有岳母腌的咸菜。三个人围坐在小桌前，聊着家常，李振邦暂时把案子放在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平静。
饭后，他陪着林淑娴在屋里走动，岳母在灯下缝婴儿的襁褓，嘴里哼着上海的小调。李振邦看着她们，心里很踏实——这就是他要守护的生活，不管暗处的敌人多狡猾，他都要把他们找出来，不让他们破坏这份平静。
夜里，林淑娴睡着了，李振邦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看着今天的案情报告——烧焦的纸片、车辙印、烟蒂、罐头盒。他拿起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痕检”两个字，然后在下面列出要查的事：
1. 比对罐头盒上的指纹，寻找匹配人员；
2. 追查陈阿福的下落，重点排查报关行和香港来沪人员；
3. 对比齿轮徽记，确定伪造凭证的类型；
4. 监控沪江商店，留意谭姓人员出现；
5. 继续蹲守红星修理厂，等待卡车再次出现。
窗外的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窗，发出“滴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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