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暗流，并不会因为皇帝的赞赏和明发天下的捷报而平息，反而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以更加隐蔽和激烈的方式涌动起来。
文官清流集团，在经过最初的私下非议后，开始尝试将他们的担忧与批判，以更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数日后的常朝之上，当永乐皇帝朱棣再次就东征捷讯勉励群臣，并要求各部协力做好后续封赏与保障工作时，都察院的一位御史，率先出班，打破了表面上的和谐。
“陛下！臣有本奏！”这位御史手持玉笏，声音洪亮，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汉王殿下跨海击倭，初战告捷，扬我国威，臣等与有荣焉。然，臣近日闻听市井传言，及细阅战报，心中却有疑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朱棣端坐龙椅，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哦？有何疑虑，卿且奏来。”
“陛下！”御史抬起头，言辞恳切中带着激愤，“臣闻王师攻克倭岛，虽云剿匪，然战报中‘焚毁’、‘阵斩无数’之词，触目惊心！倭寇首恶固当诛除，然其岛上，岂无妇孺老弱？岂无被迫依附之平民？王师天威所致，玉石俱焚，岂不有伤陛下好生之德，有违圣人仁恕之道？此其一也！”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皇帝的脸色，继续道：“其二，战报提及，于岛上立碑，宣示疆土。陛下，倭国虽小，亦是一邦。我天朝上国，当以德服人，以理晓之。如此强行立碑，言辞霸道，恐非怀柔远人之策，易使四夷离心，视我大明为恃强凌弱之邦，于陛下圣名有损啊！”
“其三，”御史的声音愈发高昂，“跨海远征，耗费国帑民力甚巨！听闻天津卫为造新舰、练新军，所费银钱已逾数百万两！若将此巨资用于安抚流民、赈济灾荒、兴修学堂，岂非更能彰显陛下仁政，稳固我大明根基？如今东南赋税重地，连年加饷以资军需，百姓负担日重，臣……臣恐非长久之计！”
这位御史的奏对，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立刻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许多文官纷纷点头附和，交头接耳，显然这番话代表了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龙椅上，朱棣的脸色依旧平静，但熟悉他的人，能从他微微眯起的眼睛和放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的指尖，看出他内心并非毫无波澜。他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将目光扫向其他大臣：“众卿，对此有何看法？”
立刻有几位科道言官出班，支持那位御史的观点，纷纷引经据典，强调“兵者凶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质疑东征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将矛头隐隐指向了背后支持这一切的晟王朱高晟，认为其“兴奇技淫巧，耗竭民力，非治国正道”。
面对文官集团如潮的攻讦，先前保持沉默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终于忍不住，大步出列。
“陛下！臣有本奏！”夏原吉的声音沉稳有力，瞬间压过了那些清议之声，“方才几位言官所言，臣以为，实乃迂阔之见，不识时务！”
他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夏原吉身为朝廷重臣，一向以持重着称，如此直接地驳斥言官，实属罕见。
“夏尚书！你……”那位率先发难的御史气得脸色通红。
夏原吉却不理会他，面向朱棣，朗声道：“陛下！倭寇为患东南，已非一日！数十年来，焚掠州县，杀戮百姓，掳掠妇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我沿海百姓，深受其害，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对此等凶顽暴戾之徒，讲什么‘仁恕之道’？难道要等他们将刀架在我大明子民的脖子上，我们还要与之讲道理吗？王师征剿，除恶务尽，正是扞卫我百姓安宁，彰显陛下护国之志！何错之有？！”
他语气激昂，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至于立碑宣示！陛下，据史籍所载，倭地古称‘瀛洲’、‘东鳀’，与中原往来已久！其民风未开，久失王化，沦为盗寇渊薮。如今王师收复故土，肃清妖氛，立碑明界，正是宣告此地重归王化，警示后来者不得再犯！此乃堂堂正正之举，何来‘霸道’之说？难道要任由倭寇盘踞，继续为害，才是‘怀柔’吗？！”
他最后将矛头直指最关键的经济问题，这也是他最有底气的部分：“说到耗费国帑！不错，天津卫造船造炮，确需投入。然，此乃一时之投入，换来的是百年海疆之安宁，是倭患永绝之后患！更不用说此次远征所需大部分费用皆由天津位的军民自行负担国库所付甚少且”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那些面露不满的文官，提高了音量，“——汉王殿下捷报中已言明，于岛上发现重大金、银、铜矿线索！此乃天赐我大明之宝藏！一旦开采，其利源源不断，何止弥补前期投入？必将极大充盈国库，惠及天下万民！诸位口口声声为民请命，难道眼睁睁看着这利国利民之矿藏，继续被倭寇窃据，而不允许王师取回吗？！究竟是些许钱粮重要，还是这关系国运的矿脉重要？！是空谈仁义重要，还是实打实的国力增强重要？！”
夏原吉的连番诘问，如同连珠炮，打得那些文官一时哑口无言。他们擅长道德文章，但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面前，他们的那些“大道理”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尤其是“矿脉”二字，像有着神奇的魔力，让许多原本中立甚至略微倾向于文官的官员，也开始动摇。
是啊，如果真有大矿，那这点军费投入，简直不值一提！与未来可能获得的巨大收益相比，现在的花费完全是值得的！甚至有人开始觉得，文官们的反对，是不是有些……不顾大局了？
朝堂之上，顿时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以都察院御史、翰林清流为首的文官集团，坚持道德批判，担忧军费和新军的威胁；以户部尚书夏原吉为代表的务实派（其中也开始夹杂一些兵部、工部的官员），则强调实际利益、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力挺东征。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龙椅上的朱棣，始终沉默地听着，没有表态。他乐于见到臣子们争论，这能让他更清晰地看到各方的立场和底线。文官们的担忧，他心中有数；夏原吉所代表的利益导向，他也看得明白。
最终，在一片嘈杂的争论声中，朱棣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瞬间让整个奉天殿安静下来。
“好了。”他摆了摆手，目光深邃，扫过下方众臣，“东征之事，朕意已决。汉王有功于国，将士用命海外，不容轻诋。后续封赏、补给，各部需全力协同，不得延误。”
这话，等于是给东征定了性，暂时压制了文官集团的攻势。
但他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至于岛上之事……立碑宣示，虽有先例，然言辞确需斟酌，当显天朝气度。俘获之倭人，亦需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后续战事，当以肃清倭寇主力为首要，至于矿脉开采……待局势稳定，再由朝廷派员详勘，统筹规划，不可擅专。”
这番话，既肯定了东征的正当性和汉王的功劳，安抚了夏原吉等务实派，又对文官们的某些“担忧”给予了看似回应（要求“斟酌言辞”、“区别对待”），更关键的是，他将未来矿脉开采的主动权，牢牢抓在了朝廷（也就是他自己）手中，暗示地方（指汉王和晟王的影响力）不得“擅专”。
一场朝争，看似暂时平息，但皇帝那平衡各方、并最终将最高控制权紧握手中的意图，已然表露无遗。文官们虽然未能阻止东征，但也多少争取到了一些“道义”上的空间，并成功地将“新军威胁”和“藩王权重”的议题摆上了台面。而夏原吉等人，则成功地为东征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法理正当性。
退朝之后，各方势力心思各异。
文官们私下聚会，依旧忧心忡忡，认为皇帝虽暂时压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武夫当国”、“奇技耗财”的问题，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机会。
夏原吉则松了口气，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如何利用可能的矿产收益，来平衡国库，并思考如何与天津卫、与晟王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而深宫之中的朱棣，则在独自一人时，再次拿起了那封捷报，以及旁边那份由朱能、张辅密奏的、描述新军细节及军心所向的文书，目光深沉，久久不语。
他知道，一场大捷的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朝局和更深层次的权力博弈。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海外统率着前所未有的强军，一个在朝堂之下悄然重塑着帝国的根基。这把由他亲手释放出去的利剑，究竟最终会指向何方，连他这个铸造者，此刻也难以完全看清了。他必须更加小心地驾驭这辆帝国的马车，确保可以平稳的把缰绳交到他的四子手上他就完全放心了，到时候下去也可以坦然的面对大哥和老头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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