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的秋风卷着营区的白杨叶，在广播喇叭下打了个旋。“裁军”的消息像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面，肖春生站在连队宿舍前，听着广播里激昂又带着不舍的动员词，手里的搪瓷缸被攥得发烫。缸沿的“为人民服务”磨得发白，像他这几年在部队摸爬滚打的日子——扎实，却也到了该转身的时候。
“春生，你真要走？”孟金柱扛着行李从楼里出来，军装上的领章还没摘，眼眶红得像兔子，“团里说了，你是重点培养对象，能留下的。”
肖春生笑了笑，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装放进背包。军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那是匍匐时蹭的；肩上有块浅褐色的印子，是背电台留下的。“留不下那么多人，我这副指导员，先带头吧。”
他顿了顿，看向文工团的方向，声音软了些，“再说，家里还有我爸等着，总不能让他老惦记。”
孟金柱知道他没说全。这几天贺红玲总往连队跑，文工团的精简名单里没她——团长拍着桌子说“贺红玲的小提琴是台柱子，必须留”，可她看肖春生的眼神，明明白白写着“你去哪，我去哪”。
果然，傍晚时贺红玲来了，背着个军绿色的行李包，里面装着她的小提琴盒。“我的退伍报告批了。”她把一张叠得整齐的纸递给他，字迹清秀却透着股执拗，“团长骂了我半天，说我傻，放着文工团的铁饭碗不要。”
肖春生捏着那张纸，指尖触到“因个人原因，申请退伍”的字样，喉咙突然发紧。他知道她为这把琴付出了多少——从筒子楼的天台到文工团的舞台，指尖的茧子结了又掉，可现在，她为了他，说放就放了。
“红玲，你……”
“别劝我。”贺红玲打断他，抬头看他，眼里的光比舞台灯还亮，“你说过，往后的路一起走。在部队是走，回地方也是走，没差。”她晃了晃手里的推荐信，是团里开的，推荐到北京市剧团的，“再说，我这手艺，到哪不能拉琴？”
肖春生望着她，突然想起第一次在胡同里见她的样子。她靠在墙上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阳光落在书页上，她的眼神专注又倔强。这么多年过去，那份独立的韧劲儿一点没变，只是此刻，这股劲儿里多了个他。
回北京的火车晃了两天两夜。肖春生靠窗坐着，看窗外的白杨变成胡同里的槐树，军绿色的行李包放在脚边，里面装着他的军功章和贺红玲的小提琴。贺红玲靠在他肩上打盹，头发散在他的军装上，带着松节油的淡香。
“到了。”他轻轻推她。
火车进站时，肖艳秋带着父亲来接站。老人的身体硬朗了些，拄着拐杖，看见肖春生就笑，手在他胳膊上拍了又拍：“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目光落在贺红玲身上时，笑得更欢了，“红玲丫头，谢谢你啊，上次在医院……”
“伯父您别这么说。”贺红玲扶着老人，眼睛弯成了月牙。
筒子楼还是老样子，煤烟味混着饭菜香在走廊里飘。肖春生帮贺红玲把行李搬上楼，母亲的房间收拾得干净，墙上还挂着她和父亲的合照。
老人这些年因为红玲在文工团，有了津贴也有好前程，身体倒也因为精气神好了比以前更好些了，但这一退伍，老人心中又开始郁郁，贺红玲把琴就放在窗边的小桌上，阳光照在琴身上，泛着温润的光。笑着安慰母亲，“妈，我已经拿到市剧团的准考机会了，相信以你女儿的水平一定可以考过的，实在不行，你也得相信春生阿，他养的起你闺女，你别操心了。”
没过多久，肖春生接到了海关的报到通知。是部队推荐的，说他在部队练出的严谨和果断，适合搞查验。报到那天，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站在海关办公楼前，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牌子，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换了副模样，却同样沉。
“肖科，这边请。”人事科的同志领着他往办公室走，推开一扇门，里面正坐着个穿海关制服的年轻人，抬头看见他，猛地站了起来。
“春生？”陈宏军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桌上，眼睛瞪得溜圆。他和肖春生还有叶国华是发小，春生和国华都参军去了，他则是上了大学后来毕业进了海关，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春生。
“宏军？”肖春生也愣了，随即笑了，“这么巧？”
“巧！太巧了！”陈宏军搓着手，眼里的激动压不住，“春生，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你可得多罩我！”
这也是春生才回来，一边忙着父亲的事，一边忙着贺红玲这边的事，还没来得及和之前的朋友聚，虽然之前也是知道宏军在海关，也没想到这么巧，这不，这突然一见，两人都很惊讶。
肖春生拍了拍他的肩：“咱们互相学习。”他不知道原着里陈宏军后来的路，可现在，他站在这里，成了他的领导——命运的齿轮，终究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换了轨迹。
海关的工作不轻松，查验、监管、缉私，桩桩件件都得瞪大眼睛。肖春生把部队的作风带了过来，报表做得比谁都细，查货时比谁都严，没出三个月，就把科室的工作捋得顺顺当当。
陈宏军常跟人说：“我们肖科，那是真有本事，在部队能带兵打仗，在海关能镇住场子。”
而贺红玲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京市剧团的考试她过了，加上部队文工团的推荐信，直接进了业务组。团长看着她的履历，又听了她拉的《梁祝》，拍着桌子说：“捡到宝了！这水平，能当首席！”
剧团的琴房比文工团的敞亮，窗外就是护城河。贺红玲每天练琴、排剧，日子过得充实。有时排完戏晚了，肖春生会骑着自行车来接她，车后座垫着块棉布，是他特意缝的，怕硌着她。
“今天排《白毛女》，拉到喜儿逃进深山那段，弓子差点飞了。”贺红玲坐在后座，搂着他的腰，声音被风吹得飘起来。
“那说明你投入了。”肖春生蹬着车，穿过胡同里昏黄的路灯，“我今天截了批走私的手表，好家伙，一箱子，陈红军眼睛都直了。”
“你也别太拼，注意身体。”她把脸贴在他的背上，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查验货物时沾的。
冬天来得快，筒子楼的暖气不太热。肖春生送她下班回去，总看见贺红玲坐在灯下练琴，脚边放着个暖水袋。他会先给她倒杯热水，再去厨房帮红玲妈妈做饭。偶尔往外看看拉琴的红玲，嘴角总带着笑。
有天晚上，贺红玲练完琴，看见肖春生在灯下看海关的法规汇编，眉头皱着。“怎么了？”她走过去，给他捏了捏肩。
“有点棘手，”他指着文件，“最近走私案多了，想个办法抓源头。”
贺红玲看着文件上的条文，忽然说：“你们查货时，是不是光看箱子？我上次去南方演出，见有人把东西藏在琴盒夹层里，看着像普通乐器，其实……”
肖春生眼睛一亮，猛地抓住她的手：“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乐器、道具这些，最容易藏东西！”
第二天，他就带着科室的人去剧团、剧院调研，果然摸出了不少门道。年底评先进时，陈宏军举着奖状冲进办公室：“肖科！咱们科室拿第一了！”
肖春生笑着把奖状挂在墙上，旁边是贺红玲剧团演出的海报——她穿着喜儿的服装，站在舞台中央，小提琴架在肩上，眼神亮得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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