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我（聂曦）站在略显空旷的庭院中，深吸了一口台北潮湿微凉的空气。灵魂深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此刻这副年轻躯体的感知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割裂感。我知道，历史的车轮正滚向一个惊心动魄的节点，而我，正置身于风暴眼的边缘。
老师吴石已经穿戴整齐，一身笔挺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常服，衬得他身形挺拔，神色肃穆。我快步上前，为他拉开车门。手掌接触冰凉的车门把手时，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上心头——保护他，协助他，在这龙潭虎穴中走得更远，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也是我对这位赤胆忠心的长者的承诺。
车子驶向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国防部参谋本部大楼。街道两旁，败退而来的混乱痕迹尚未完全消退，随处可见临时营地和仓促设立的机构牌匾，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弥漫在空气里。
参谋本部大楼是一座灰扑扑的日式建筑，透着森严的气息。门口卫兵查验证件异常严格，目光锐利地扫过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老师步入大厅，一股混杂着旧纸张、汗水和隐约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人来人往，军官们步履匆匆，低声交谈，眼神中或多或少带着一种败军之后的惶惑与警惕。
老师的办公室被安排在二楼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窗外是高大的榕树。这位置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既避开了最喧嚣的中心，又不至于被完全边缘化，符合他新晋次长的身份。我作为副官，在外间有一个小小的隔间。
履职第一天，老师便展现出惊人的专业素养和效率。他埋首于成堆的卷宗、防御地图和兵力部署报告中，快速消化着台湾当前的防务状况。我则负责处理往来文件、安排日程、与各科室沟通协调。凭借前世积累的职场经验和这一世聂曦原本就机敏的头脑，我很快摸清了参谋本部大致的运作流程和人际关系脉络。
我刻意保持着低调谦逊的姿态，对每一位遇到的军官，无论级别高低，都礼貌周到。通过端茶送水、传递文件这类琐事，我主动与机要室、作战厅、后勤处等关键部门的中下层军官接触。闲聊中，不经意间透露着“吴次长治军严谨，注重实务”的信息，同时耳朵像雷达一样，捕捉着一切有用的信息。
几天下来，一个异常情况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机要室负责文件归档的那个中尉，姓林，总是过于“热情”。他不仅主动将一些非核心但也能反映部队调动迹象的文件送到我的桌上，还时常借故在老师办公室附近徘徊，眼神闪烁，似乎在观察什么。有一次，我故意将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遗忘”在办公桌上，第二天发现文件有被轻微移动过的痕迹。这种超出常规的关注，绝非寻常。
我借一次送交文件的机会，再次来到机要室。林姓中尉正和另一名军官低声交谈，看见我进来，立刻换上笑脸：“聂副官，您又来了，吴次长真是勤勉啊。” 我笑着敷衍，目光却迅速扫过他桌面。一份文件角上，有一个极不起眼的铅笔标记，样式与我前世在某个谍战剧资料里看过的保密局内部暗号极为相似！心脏猛地一沉。
“林兄辛苦，”我状若无意地试探，“最近往来文件多，机要室压力不小吧？听说上面要求严查泄密，可别出纰漏。”
林中尉脸上笑容不变，眼神却瞬间锐利了一下，随即掩饰道：“聂副官放心，我们这规矩严着呢，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都是为党国效力，谨慎点是应该的。” 这话滴水不漏，却更印证了我的怀疑。真正的机要人员，对外人的试探会本能地保持距离和警惕，而不是如此急于表功和撇清。
我没有再多问，放下文件便告辞离开。回到自己的隔间，我泡上一杯浓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毛人凤的触角果然已经伸到了这里，而且就在最核心的机要部门。这个林姓中尉，很可能就是一枚钉子，专门负责监视老师这位新来的、背景敏感的参谋次长。
下午，我将整理好的简报送进老师办公室，趁无人时，用极低的声音迅速汇报：“老师，机要室林姓中尉，行迹可疑，疑似保密局眼线。其桌上有特殊标记。”
老师正在批阅文件的手微微一顿，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表示知晓。他继续书写，笔尖沉稳，仿佛刚才听到的只是寻常公务。但我知道，他听进去了，而且立刻提高了警惕。这种处变不惊的定力，让我由衷敬佩。
“日常公务，如常进行。”老师终于批完一份文件，放下笔，端起茶杯，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多看，多听，少言。尤其是与‘机要’往来，务必循规蹈矩，不留任何把柄。”
“学生明白。”我肃然应道。
下班时分，我和老师一同乘车离开参谋本部。夕阳将大楼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一只蛰伏的巨兽。透过车窗，我似乎能感受到那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我们的离去。
“看来，这参谋本部，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老师望着窗外，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老师。”我沉声回答，“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只能在这暗流中，走稳每一步。”
车子汇入台北黄昏的车流，载着我们驶回那个同样处于监视下的“家”。我知道，从今天起，一场在敌人心脏地带、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较量，正式开始了。而我，这个来自未来的灵魂，必须利用所有的知识和警惕，守护好身边这位真正的英雄，直至黎明到来的那一刻，或者……直至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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