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重庆的寒意深入骨髓。这不是因为气温的骤降，而是因为一股来自贵州深山的肃杀之气，正顺着川黔公路，像冰冷的毒蛇一样爬向这座战时陪都。嘉陵江上弥漫着灰白色的雾气，江面上那几盏昏黄的航标灯，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正如这个国家此刻的命运。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独。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从前线发回的告急电报，每一份电报都像是一张催命符。墙上的巨幅作战地图上，那个代表日军先锋的蓝色箭头，已经刺破了独山，直指都匀。都匀一失，贵阳就不保。而贵阳一旦失守，通往重庆的大门就将彻底敞开。
十二月的第一周，是一场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赌博。
十二月二日，独山陷落的第二天。重庆城内的人心已经浮动到了极点。街道上挤满了试图逃往乡下或更西边的人群，汽车的喇叭声、孩子的哭闹声、小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末日般的喧嚣。甚至有传言说，政府准备迁往西昌，甚至流亡到印度。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窗前，看着楼下混乱的街景，面沉如水。刘斐快步走了进来，他的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绝密情报。
次长，情报确认了。攻占独山的日军是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一部，以及第十三师团的主力。他们的前锋距离都匀只有不到五十公里了。汤恩伯的阻击部队在深河桥一线虽然炸断了桥梁，但能不能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谁也没把握。
我转过身，目光如刀一般盯着刘斐。我告诉他，传令下去，宪兵司令部立即上街维持秩序，凡是散布迁都谣言者，不管后台是谁，一律按汉奸论处。我们哪里也不去。我就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了，我就从这个窗户跳下去。
当晚，我紧急约见了魏德迈将军。这位刚刚接替史迪威的美国将军，此刻也是一脸的凝重。他深知如果重庆失守，中国战区崩溃，那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我对魏德迈说，将军，我需要那张王牌了。
魏德迈看着我，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就是正在缅北战场势如破竹的新编第六军。那是我们用全套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王牌，是准备用来打通中印公路的主力。
他说，韩将军，把新六军从缅甸调回来，意味着缅北的攻势将减缓，中印公路的打通时间将推迟。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声音沙哑地吼道，如果重庆丢了，打通中印公路还有什么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现在就要廖耀湘的新六军，立刻，马上，空运回国。
魏德迈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十二月五日，人类航空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空中大调兵开始了。数百架美军c-47运输机，冒着恶劣的天气，飞越驼峰航线，将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这支在丛林里把日本人打得魂飞魄散的虎狼之师，直接空运到了沾益机场。
我亲自去机场迎接。当看到那些穿着翻毛皮鞋、戴着钢盔、手持汤姆式冲锋枪的士兵从机舱里走出来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我们的救火队，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我握着廖耀湘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建楚（廖耀湘字），贵阳交给你了。
廖耀湘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坚定如铁。他说，次长放心，只要新六军还有一个连，鬼子就别想过贵阳。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在地图上画下了反击的红线。
日军在攻占独山后，果然如我所料，成了强弩之末。贵州的严寒天气成了我们最强有力的盟友。日军士兵穿着单薄的夏装，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被拉长到了极限，弹药和粮食都难以为继。
我命令汤恩伯指挥的第十三军和第二十九军，在都匀以南的马场坪一线构筑坚固防线，并由新六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侧击日军。
十二月的第二周，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
十二月八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了撤退命令。横山勇虽然狂妄，但他不是傻子。他知道，如果再不撤，他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就要被我们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包了饺子。
日军开始焚烧独山县城。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是侵略者最后的疯狂。
我站在指挥部里，听着前线传来的报告，心中没有丝毫的放松。我对刘斐说，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地跑了。命令第九十四军，从侧翼包抄过去，狠狠地咬他们一口。
十二月十日，我们的追击部队收复了独山。
进入独山的部队发回了惨不忍睹的报告。整座县城几乎被烧成了一片白地，街道上到处是冻死和饿死的难民尸体，日军在撤退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抢掠。
看着那些文字，我心如刀绞。这场胜利来得太晚，代价太大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守住了底线。日军企图攻占贵阳、威胁重庆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了。
随着独山的收复，重庆城内的恐慌情绪迅速消散。那些前几天还准备逃跑的达官显贵，现在又开始在茶馆里高谈阔论，仿佛他们从未害怕过一样。
我对此嗤之以鼻。我知道，真正的危机虽然过去了，但战争还远未结束。
十二月十二日，我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缅甸。虽然调回了新六军的主力，但在缅北，孙立人的新一军依然在继续进攻。
前线传来捷报，新三十八师正在围攻八莫。八莫是缅北重镇，日军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企图死守。孙立人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术，一步步压缩日军的生存空间。
我在给孙立人的电报中写道：国内危局已解，兄可放手大杀。务必全歼八莫守敌，为死在独山的同胞报仇。
十二月的第三周，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这周的焦点在于巩固和反思。
十二月十五日，八莫光复。孙立人的部队全歼日军八莫守备队，击毙日军联队长原好三大佐。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它意味着中印公路的打通已经指日可待。我们在东线虽然遭受了豫湘桂大溃败的耻辱，但在西线，我们终于找回了中国军人的尊严。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召开了参谋本部的高级战略检讨会。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沉闷。虽然独山大捷挽回了一些面子，但谁都清楚，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失去了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损失了数十万精锐部队。
我坐在主位上，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将领。我没有发火，只是平静地把一份战损统计表扔在桌子上。
我说，诸位，看看吧。这就是我们一九四四年的成绩单。我们虽然有客观困难，装备差，补给少，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一溃千里的理由。我们的有些部队，甚至在没有见到敌人的情况下就自行崩溃。这是耻辱。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广西和贵州的交界处。
我说，横山勇之所以敢孤军深入，就是看准了我们的软弱。他赌我们不敢战，赌我们会因为恐慌而自乱阵脚。但独山一战证明，只要我们敢于亮剑，日本人也是肉长的，也会怕，也会逃。
我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整编全军。我们要利用美援装备，在昆明和贵阳组建陆军总司令部，对现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我们要把那些吃空饷、喝兵血的无能军官全部踢出去，把真正的战士提拔上来。
十二月的第四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
冬至已过，寒冬正浓。
国内战线在独山以南的南丹、河池一线稳定了下来。日军虽然还占据着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但他们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长达一年的豫湘桂战役，也就是日军所谓的一号作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日本人在战略上似乎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但他们在战术上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兵力被分散在漫长的交通线上，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
魏德迈邀请我共进晚餐。在席间，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军正在太平洋上发动猛烈的攻势，麦克阿瑟已经打回了菲律宾。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已经被切断，他们在中国大陆打通的这条交通线，其实已经失去了将南洋资源运回本土的意义。
魏德迈举起酒杯，微笑着对我说，韩将军，日本这头怪兽已经流干了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它最后一击。
我看着杯中红色的酒液，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我知道，这最后一击，依然要用中国士兵的生命去换取。
十二月二十八日，远征军在滇西边境取得了重大突破。第十一集团军攻克了畹町附近的黑山门据点，前锋直指国门畹町。
畹町，那是中国和缅甸的界河。只要收复畹町，就能与缅甸那边打过来的新一军会师。
我给宋希濂和孙立人同时发去了电报。我说，我在重庆等着你们在畹町桥头握手的那一刻。那是这一年来，我最想看到的画面。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四年的最后一天。
深夜，重庆下起了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覆盖了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也覆盖了这一年里所有的血泪与屈辱。
我独自一人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手里夹着一支快要燃尽的香烟。
回首这一年，从中原的溃败，到衡阳的死守，再到桂柳的沦陷，最后到独山的惊魂。我们仿佛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每一次，当我觉得已经到了绝境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们挺过来。
那是死在衡阳废墟里的方先觉部下的英魂，那是倒在怒江激流中的远征军战士的骨血，那是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呐喊。
我看着远处嘉陵江畔微弱的灯火，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
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虽然黎明前的黑暗依然漫长，但我已经看到了东方那一抹微弱却无法阻挡的曙光。
明年，一九四五年。那将是我们反攻的年份。我要带着这支在烈火中重生的军队，一步步打回去。我要把失去的土地，一寸一寸地夺回来。
我掐灭了烟头，对着漫天飞雪，轻轻地说了一句：
再见，一九四四。 来吧，一九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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