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触到牛皮纸袋粗糙的表面，一种熟悉的、被抽空般的刺痛感从胸口蔓延开来。
陈景明深吸一口气，不再犹豫，猛地撕开了封口。
刺啦一声，像是撕裂了某种无形的屏障
里面没有温情的评语，只有一叠冰冷的、印满图表和代码的A4纸。
最上方，一行加粗的黑体字刺入眼帘：“潜能分级评估报告——数据模型：‘启明星’V3.2”。
他快速翻阅，发现所有结论都指向一个二维码和一行小字：“详细原始数据及行为日志，请登录‘育才大数据’平台查看。”
他打开那台布满灰尘的旧工作电脑，熟练地绕过防火墙，进入了那个所谓的“育才大数据”平台后台。
界面冰冷而熟悉，与他过去设计的那些用于追踪用户行为、优化广告投放的系统如出一辙。
他找到了儿子的档案，评分标准一栏赫然写着：由“上海数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远程算法托管。
一家外包数据公司。
怒火在他胸中翻涌。
他点开后台的模拟界面，那是一个供管理员测试算法的沙盒。
他没有输入那些标准化的测试题数据，而是凭着记忆，将儿子在画那幅未完成的《麦田守望者》涂鸦时，那种专注、兴奋、时而烦躁的情绪波动，转换成一段不规则的曲线，输入了进去。
回车。
屏幕上，系统瞬间完成了运算，弹出一个鲜红的窗口：“F级：注意力涣散型人格倾向，建议引导至‘非学术性’发展轨道。”
一瞬间，陈景明遍体生寒。
他猛然意识到，这套精密的算法，从来就不是为了诊断孩子，而是在冷酷地筛选——筛选出那些最容易被规训、最符合流水线生产模式的“标准件”。
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变得绵密起来，敲打着铁皮屋顶，嗒，嗒，嗒，像时间的秒针，也像命运的催命鼓。
他下意识地打开手机相册，凝视着儿子那幅被老师评价为“色彩混乱、主题不明”的涂鸦。
就在这时，他大脑深处那套无形的标签系统，剧烈地一颤。
眼前的手机屏幕忽然变得透明，儿子稚嫩的头像上，竟浮现出三条分叉的、流光溢彩的命运线。
第一条灰暗如死水，标签是【抑郁程序员】，尽头是一个中年男人在深夜的写字楼里，抱着头无声哭泣，身影与他自己重叠。
第二条燃烧着火焰般的红光，标签是【疯癫艺术家】，尽-头是一个长发潦倒的男人在街头涂鸦，眼神狂热而空洞。
而第三条，则延伸向一片模糊的金黄，标签是【返乡教师】，线的终点，一个模糊的背影跪倒在麦田里，肩膀剧烈地耸动，同样在痛哭。
三条路的尽头，都有一个跪地痛哭的自己。
耳畔，妹妹临终前那微弱而断续的呼吸声，跨越二十年的时空，再次响起，像一把生锈的刀，一下下刮过他的耳膜和心脏。
他明白了，无论儿子走上哪条被“规划”的路，等待他的，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同一时刻，在区妇联的会议室里，李娟正襟危坐。
关于“流动家庭缓冲基金”的试点讨论，气氛微妙。
那位曾被她触动的副局长，此刻正用一种官方而疏离的口吻总结：“……基金规模有限，初期试点，我们建议优先覆盖非重点学区内的家庭，毕竟，那里的教育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一句话，将无数挣扎在“学区房”边缘的家庭，排除在外。
“我反对。”李娟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会议室的空调嗡鸣声，“教育焦虑不分地段，压力只会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真正的公平，是给所有在规则下游水的孩子，一个喘息的机会。”
会议在不欢而散的气氛中结束。
李娟走出大楼，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匆匆追上她，往她手里塞了一张折叠的纸条，便迅速消失在人流中。
李娟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仓促的字：下周二上午九点，测评中心将批量生成新一期A\/F档名单。
下面是一个手机号码。
她立刻回拨过去，听筒里只有无法接通的忙音。
她没有放弃，将号码输入查询系统，归属地显示为城郊一家名为“星火”的托管机构。
一个念头闪过，她迅速调出市政府采购网的公开招标记录。
果然，“星-火”托管机构的实际运营方，是一家文化公司，而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葛兰芝的丈夫。
李娟在笔记本上，用红笔重重地划下了一道线，旁边写道：“公平，早已被提前定价。”
而在陈家村的旧粮仓，王强正带着几个村民，吭哧吭哧地修缮着漏雨的屋顶，准备为陈景明的“麦田协议”安装太阳能板。
他一回头，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墙角，用半截粉笔在斑驳的墙上画着什么。
是小宇。
王强走过去，将一个还冒着热气的肉夹馍递给他。
墙上，画的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被一个个关进了标着“A”或“F”的透明玻璃柜里，表情麻木。
“为啥不回家吃饭？”王强蹲下来，问。
小宇啃着馍，头也不抬，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我爸说，F档出来的人，连扫大街都嫌脏。回家，也是给他丢人。”
王强的心像是被重重捶了一下。
当晚，他在工坊的黑板上，擦掉了原来的众筹计划，用粉笔重重写下一行大字：“收留一个被退学的孩子 = 入股一分尊严”。
他拨通了林阿姨的电话，那个在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林姨，有几个娃，可能没学上了，您那儿……能不能先帮着照看几天？”
风暴正在汇聚，陈景明决定不再等待。
他换上了一身朴素的旧衣服，伪装成应聘后勤的家长志愿者，混进了测评中心的外围区域。
他借着给各个办公室送水的机会，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数据员的操作流程。
透过一扇虚掩的门缝，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女职员，正一脸焦虑地反复刷新着一个后台页面。
她的手边，摊着一张密密麻麻的课程表，上面全是她女儿的课外班。
陈景明的“标签系统”悄然启动。
女子头顶浮现出几行半透明的词条：【怕输在起跑线】、【房贷压顶】、【丈夫冷战】。
又是系统的囚徒。
他默不作声地记下了她的工牌编号。
连夜，他通过那个国际开源平台，动用了一些灰色手段，检索到了这个女职员的社交痕迹。
一段被泄露的公司内部培训视频，赫然在列。
视频里，一个高级讲师明确提到：“……通过数据引导，将低分群体分流至职教轨道，是减轻普教系统负担、优化教育资源的有效手段。”
第二天清晨，一封匿名邮件，悄然出现在那名女职员的邮箱里。
附件是她女儿所在培训机构泄题舞弊的详细证据。
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一个交换条件：“请导出我儿子陈子昂，Id号的全部原始测评日志。”
与此同时，儿童心理评估师周医生，主动约见了陈景明。
她的办公室里没有冰冷的仪器，只有温暖的沙盘和彩色的画笔。
“你儿子没病，”周医生语气谨慎，却异常坚定，“他只是在拒绝你们的世界。”她拿出一叠打印出来的色卡，“他说，蓝色让他想起麦田里的风，红色是爸爸你加班时，电脑屏幕上刺眼的光。”
她犹豫了片刻，从抽屉里取出一个U盘，递了过去。
“原始数据应该已经被覆盖了，但我私自备份了他的情绪波形图。你看，他的专注度峰值，全部出现在画画、听蝉鸣和跟你讲故事的时候。”
陈景明接过U盘，指尖滚烫。
回家的路上，他插上耳机，一遍遍播放着老周留下的那段语音：“……这个城市总想让人忘掉一些事，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想忘掉的，恰恰是别人活过的全部证据。”
周二下午，学校临时召开家长会。
副校长葛兰芝站在讲台上，面容冷峻，宣布即将对四至六年级试行“动态淘汰机制”，A档学生将享有优先升入对口重点初中的推荐权。
会场里，气氛瞬间凝固，空气中弥漫着家长们压抑的焦虑。
就在葛兰芝准备展示具体细则时，陈景明从后排站了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讲台后方的投影仪幕布，突然被点亮。
不是ppt，而是一段粗糙却真实的视频。
画面里，小宇蹲在操场的角落，默默地啃着那个冰冷的馒头；深夜的餐桌前，几位家长眼神空洞地填写着天价训练营的合同；心理测评室里，那个冰冷的摄像头，正对着一个孩子惶恐不安的眼睛……一幕幕，像一把把尖刀，刺向在场每一位父母的心脏。
视频的标题，赫然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数据》。
“这是谁干的？！”葛兰芝厉声质问，脸色铁青。
“这不是剪辑，是你们亲手删掉的日常。”陈景明平静地回答。
两个保安立刻朝他走来。
就在这时，他的儿子突然从座位上冲上讲台，没有人能拦住他。
他没有哭喊，只是抓起讲台上那份属于自己的、打印精美的测评报告，用尽全身力气，将它撕得粉碎。
纸屑如雪花般飘落。
男孩转身，拿起一支粉笔，在身后的黑板上，画下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手牵着手，并肩站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巅。
寂静中，一个女孩默默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讲台边，站在男孩身后。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转眼间，全班的孩子都离开了座位，在讲台周围，围成了一个沉默而坚定的圈。
投影仪的最后一帧画面，定格在教室那扇明净的窗户上——春分那天的阳光，正斜斜地照进教室，金色的光束，精准地落在那个贴着“F”标签的、此刻却空无一人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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