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签订之后，整个远东的外交格局又发生了变化。尽管英、美、法、德四国强迫东北特区接受限制自身发展的条约被打破。但是，在技术和设备上对东北特区的封锁成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共识。
由于，岳天作为机械类博士，由于常年需要沉浸在机械海洋里，他的那部手机除了储存着不少药品和化工品制造方法之外，最多就是从蒸汽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机械设计图。
经过三年的发展，再上之前疯狂的设备进口，如今东北特区已经具有用机器制造机器的能力，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任务。现在有了这些基础工业和机械图纸，西方列强的技术封锁变成了一纸空文。
对东北特区影响最大倒是，英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向。在英国带领下，英国、法国、美国、法国、俄国开始扶持清政府加大力度编练新军，甚至以低廉的价格开始出售一系列武器装备给袁世凯的新军，并积极与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接触，希望将清政府的变法维新控制在自己手里。
另外，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日本和俄国签订了和约。由于东北特区的崛起，占领了库页岛等地，使得日本和俄国不再有相连的国土和海域，所以没有了竞争，但是有了共同的敌人东北特区。
两国在停战之后，在英国促成下关系迅速升温，并秘密订立针对东北特区的攻守同盟。而英国则为日本提供低息贷款以购买英国产战列舰，和法国为俄国提供低息贷款，以镇压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少数民族大起义，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为干涉中国内政，提供足够的陆军。
俄国在贷款的支持下，迅速在其控制的布里亚特地区，将乌兰乌德建设成为一个进攻东北特区蒙北省的前进堡垒。而日本则计划以贷款的五千万日元，从英国再紧急购买其现役的三艘战列舰、八艘重型巡洋舰以及大量陆军装备，做好进攻东北特区高丽省的准备。
而德国一方面想趁着可能爆发的战争，准备趁火打劫，另一方面为了保障海州港的绝对安全。在1898年1月之后，便成立了德国远东舰队，将刚服役不久的吨级的“恺撒．腓特烈三世号”战列舰派驻海州港，并在海州港近驻了6000名德国陆军。
面对严峻的外交形势和军事压力，岳天决定一方面不再主动生事，短期内极力避免与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加大从清廷统治区移民力度，利用从对西班牙一战以及第三次与美国技术贸易获得的一亿多银元，加紧发展东北特区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
此外，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东北特区陆军再次大规模扩军，建立了一支30万的常备陆军，训练了50万的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并按照后世人民军队的制度建立军衔制。
当帝国主义和东北特区在摩拳擦掌，做战争准备之时，清廷内部一场剧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东北特区对帝国主义国家连战连捷和大量内地百姓涌向关外，使得清廷不少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清廷的各项制度，并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引领下，将维新变法推向新的高潮。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而清廷内部的帝党出于夺权和稳固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开始由原来私下接触维新派，到公开地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甚至有一部分人公开为维新派站台。
1897年11月5日当《巴黎和约》的具体内容传开，在京师聚集的维新派党人，纷纷感慨东北特区的强悍，也担心哪天清廷若是被东北特区打败了，自己这些人的进士、举人身份将一文不值，于是群情激昂之下，维新派开始谋划新的一轮行动。
1897年11月25日，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随着东北特区崛起，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朝廷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道奏折又指出，如今东北特区与西方诸国交恶，而西方诸国与朝廷交好，正应该是朝廷革新变法的好时机，慢则十年，快则两三年，朝廷便可兴兵讨伐东北叛逆，重振朝纲。
光绪帝早就其两位老师的影响下，一则希望借变法从后党那边夺权；二则是希望借变法稳固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康有为的这次奏折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工部尚书松溎借故并未上传朝廷。
康有为见自己的上书没有回应，就知道又石沉大海了，于是12月9日收拾行李，准备南归广州。
当时光绪帝老师翁同龢得知此事，便亲自前往康有为的住处，好说歹说，终于把康有为给留住了。
随后，翁同龢又在光绪皇帝面前，极力赞赏康有为，说他的才华胜过自己百倍。于是，光绪皇帝就给康有为下令，让他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康有为听后，非常高兴，知道自己翘首以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随即提笔，完成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1898年2月6日，刚过完春节正月十五，康有为就迫不及待地向光绪帝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在这篇奏折中，他引述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由于守旧不变，遭到分割或危亡的险境，认为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
这篇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当然也引起了顽固势力的关注。随后2月19日，康有为还被顽固派慈禧太后的党羽叫去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加问话的有翁同龢、北洋大臣李鸿章、满族官员荣禄等五人。
在总理衙门问话过程中，康有为向这些朝廷官员，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荣禄听后，直接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加以反驳，他表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的地都快没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
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听后，极为恼怒，却无言以对。但他心里早就将康有为列为乱臣贼子的名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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