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归附，如同一把钥匙，为帝国开启了通往浩瀚南海的大门。但如何用好这把钥匙，将这座潜力巨大的港口城市真正转化为帝国财富与力量的源泉，考验着苻坚及其统治团队的智慧与执行力。一场围绕“市舶司”的建设与初期运作的宏大工程，迅速在广州展开。
朝廷任命的市舶司提举是一位精明干练、通晓经济事务的官员马新，马新带着苻坚亲自审阅批准的《市舶司章程草案》抵达广州。章程内容详尽，远超这个时代的一般规制：
明确了各类进出口商品的税率，规定了按船只大小和货物价值相结合的抽分法，杜绝了以往官吏随意勒索的弊端。同时公布免税清单（如种子、书籍、特定药材），以鼓励特定物资流入。
规定所有蕃商船舶入港，须先至市舶司登记报备，查验货物，缴纳关税后，方可进行交易。交易需在市舶司指定的“蕃坊”市场或官方许可的牙行进行，由市舶司官吏监督，使用标准度量衡，减少欺诈纠纷。
设立“理诉所”，专门处理蕃商与本地商人、或蕃商之间的商业纠纷，力求公正裁决。同时，明确承诺保护蕃商的生命财产安全，严惩海盗与地痞骚扰。
市舶司下设税务、稽查、接待、翻译、船务等多个部门，大量招募熟悉海贸、通晓蕃语的本地人才（包括冯氏等豪族推荐的子弟）充任吏员，将地方利益与机构运作深度绑定。
这些清晰、公平的规则一经颁布，立刻在本地商贾和初步抵达的蕃商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需要纳税，但有了明确的规则和官方的保护，远比过去那种无序、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环境要令人安心。
与此同时，中原的农工巧匠开始派往广州。工部的工匠与本地招募的夫役一起，开始大规模扩建广州港的码头设施，修建坚固的仓库区，市舶仓，用以存放关税实物和贵重商品。
雷恶地水军分遣而来的数艘战舰开始在珠江口及附近海域定期巡航，清剿了几股小规模的海盗，迅速树立起官军的威信，有效保障了航道的安全。
在城西划出专门区域，修建“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存货和进行交易，内有客栈、货栈，苻坚特意指示尊重各蕃商信仰，并派兵维持秩序。这一切都旨在为海外贸易创造一个安全、便利、高效的环境。
新政的效果立竿见影。规则的明确和环境的改善，加上冯氏等家族利用原有渠道向外传递消息，吸引了更多海外商船前来试探。
先是来自林邑、扶南的船只增多，他们运来犀角、象牙、香料、宝石，换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接着，更有来自遥远师子国甚至天竺的商船，历经风浪，带着好奇与期待驶入珠江。
广州市面上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各种奇装异服、语言各异的蕃商穿行于蕃坊和市场之间，带来的异域商品让本地人大开眼界，而中国的物产也让他们赞叹不已。市舶司的官吏们忙碌着登记、验货、征税、仲裁，虽然初期难免有些手忙脚乱，但整个体系已经开始磕磕绊绊地运转起来。
第一笔可观的关税收入被登记造册，连同一些珍贵的海外贡品，一起通过驿道快马送往建康。这不仅仅是财富，更是苻坚战略成功的最有力证明。
海外贸易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岭南的经济活力，也悄然改变着广州的社会文化面貌。
越来越多的中原官吏、商人、工匠南下，带来了北方的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本地的俚、汉百姓，则在与蕃商的接触中，开阔了眼界，一些聪明的年轻人开始学习蕃语，试图从中寻找新的机会。
苻坚提倡的“尊重风俗，渐进汉化”政策也在推行。官府组织翻译中原的农书、医书，向俚人村落传播；同时也鼓励记录、整理俚人的歌谣、传说。一种新的、融合性的文化正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孕育。
当然，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少数顽固的俚人渠帅退入深山，偶尔出来骚扰；市舶司的运作仍有漏洞，贪墨现象偶有发生；来自海洋的飓风威胁着港口安全；如何管理与蕃商的关系，平衡利益，也是长期的课题。
建康宫中，苻坚看着从广州送来的第一份市舶司岁入简报和那些奇特的贡品，龙颜大悦。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收入，更证明了他海洋战略的正确性。
“广州仅是一个开始。”他对重臣们说道，“未来，当贸易规模扩大，我们当建造更大的海船，组建官方的远洋船队，不再被动等待蕃商前来，而要主动出海，扬帆万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直抵罗马、波斯！”
这个宏伟的蓝图让群臣感到震撼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皇帝的成功让他们选择相信。
苻坚下令：加大力度培养通晓蕃语、航海、贸易的人才；鼓励民间工匠研究改进造船技术；命令市舶司注意搜集海外各国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信息，绘制海图。
苻坚虽然拥有现代穿越者的认知，但是这个时代比较早了大航海时代约一千年，他也隐隐的觉的不能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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