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9章：变革前夕的抉择
1979年，广大农村开始进行改革，标示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措施开始实施。
它改变了以往大家习以为常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模式。
农民获得了生产经的营自主权，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然而在洋田大队，自人民公社时期开始，便一直是集体生产与统一分配的模式，实行的是大队核算。
就近年来，眼看政策的转变，洋田大队内部不得不分成上屋和下屋两个生产责任组。但是一些社员仍提出了要单干的想法，甚至有的人还表示要包产到户，分田到人，说了许多其他地方都已经分田到户的话。
大队支书杨东山面对这股浪潮，暂时顶住了压力，内心实在不想就此分开。在他看来，当下的政策变化，让他一时难以接受，正如他所说的，“这些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了一些家业，难道就要这样拆散了吗？”
可另一方面，他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股变革的潮流是难以抗拒的，似乎一切都已势在必行。实际上，他目前也只是想办法尽量拖延一些时间，他将大队分成两个责任组（等同于两个生产大队），也是权以之计，表面上是为了向上面交交差，说明洋田大队也是依照新的政策行事的。
其实，杨东山一想到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头疼不已。他大力支持柳加林办起了队办企业，有农工商联合社，旗下涵盖锯板厂、石雕厂(歙台加工厂)以及建筑施工队；还有从前的队办榨油厂和养殖场，这些都是他的心头肉。
虽说知青联合公司，它不直接隶属于大队，但业务往来多，在这变革的关键时刻，该何去何从？杨东山思来想去，一时也想不出所以然，他觉得还是要找找柳加林，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一下，也想听听他的见解。
于是，杨东山就派人去通知柳加林，让他到大队部来。不多时，柳加林就匆匆赶来了，一踏进大队部的门口，只见杨东山坐在办公桌前，眉头紧锁，神色凝重。
“加林啊，你来了，快过来坐。”杨东山抬起了头，噜了一下嘴，示意他坐下，接着说道：“加林，现在大队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社员们对搞单干和包产到户都很起劲，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柳加林想了想，然后说道：“东山舅舅，我懂您的烦恼，这些年，咱们大队在当地算是有影响力的，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了，谁也不想轻易就毁掉他。但是您也看到了，现在形势在变，其他地方也都在推行分田到户，这个新政策说不定这真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呢。”
杨东山叹了口气，说道：“话是这么说的，可我还是担心一旦分开了，那咱们的这些队办企业咋办？大家都各顾各了，那还能有心思把这些产业去做大做强？而且，那些一直在集体中受到照顾的老弱病残社员，他们今后的生活怎么过？总不能拿个碗去讨饭吧！”
柳加林点了点头，说道：“东山舅舅，您考虑得很全面，也很周到。那我想先说说队办企业这一块，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新的经营方式，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打个比方吧，咱们可以以股份的形式，让社员们参与进来，这样既能保证大家的利益，又能继续维持着队办企业的运营。”
“至于那些老弱病残的社员，咱们还可以制定出一些特殊的帮扶措施，从集体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至于让他们饿肚子的。”
杨东山听了柳加林这一番话，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加林，你这些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可就是要干起来难度不小啊。”
“社员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股份的形式？怎样去搞好分配？这些都是问题。而且，那新的运营模式能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我们都没有把握呀。”
柳加林看了看杨东山，然后说道：“东山舅舅，虽然有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做呀。我跟您说，咱们可以先搞一个地方进行试点呀，看看效果如何。”
“在试点当中，咱们还可以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同时，咱们也可以组织社员们学习新的经营理念和市场经济知识，让大家更好地去适应这种变化。”
杨东山听了，默默地点了点头，说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先走一步看一步啰，咱们先摸着石头过河，先探探水深。加林，接下来就辛苦你了，你帮我一起好好规划规划，看看怎么把这件事办好。”
柳加林见杨东山都这么说了，自然是要一起把事办好，他回答道：“东山舅舅，您放心，这事我一定全力以赴。咱们洋田大队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平时也多亏您的支持。”
“所以，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在这次变革中，找到更好的发展道路。”
随后，柳加林和杨东山开始仔细商讨具体的方案。他们从队办企业的股份分配方式，到对老弱病残社员的帮扶措施；从组织社员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到怎样应对市场变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可谁也没想的是，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的时候，上屋和下屋两个生产责任组突然闹起了矛盾。
下屋组的一些社员认为，上屋组在之前的集体资源分配中占了便宜，现在实行新政策，必须重新进行分配。
那上屋组的社员却认为自己一直以来为大队的发展贡献更多，不能轻易改变现状。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相让，甚至在田间地头还发生了几次的争吵。
杨东山和柳加林得知这一情况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明白，如果不能及时妥善解决两个组之间的矛盾，不仅会影响新政策的推行，还有可能破坏洋田大队多年来的团结。
面对这突然发生的矛盾，杨东山和柳加林立刻分头行动。杨东山来到了下屋组，召集社员们开了个会。他耐心地倾听大家的诉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乡亲们，我理解大家的想法，都希望能在这次变革中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咱们洋田大队一直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就闹得不可开交。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如何让大队发展得更好，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受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与此同时，柳加林也在上屋组做着同样的思想工作。他对社员们说：“大家都认真地想一想，这几年咱们大队能发展起来，靠的就是团结一致。
“现在新政策来了，我们更应该团结一心，而不是互相去指责对方。咱们可以坐下来吗，心平气和地好好商量商量，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法。”
经过他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两个组的社员们情绪这才逐渐平复下来，愿意坐下来进行协商。杨东山和柳加林趁热打铁，组织双方代表进行了多次磋商。
在磋商过程中，他们依据过去的账目记录和实际贡献，重新梳理了集体资源的分配情况，并制定了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新方案。
新的方案明确了集体资源按照各户劳动力、土地耕种面积以及对大队产业的历史贡献等多种因素进行分配，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公平监督小组，由两个组各推选出来的社员组成，负责监督资源分配过程，确保公平公正。
在解决了两个组的资源分配矛盾后，柳加林和杨东山便开始着手推进队办企业的股份化试点。他们选择了锯板厂，作为试点企业，他们一开始向锯板厂的社员们，详细介绍了股份经营模式的概念和发展优势。
然而，社员们对此也反应不一。有一些年轻且有见识的社员表示愿意尝试一下，认为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但也有一部分年长的社员心存顾虑，担心这种新的模式，会让他们失去原有的稳定收入，就不划算了。
为了消除社员们的顾虑，柳加林和杨东山多次组织他们进行座谈，邀请专业人士为社员们讲解股份经营的原理和成功案例，还带着大家去参观了周边一些采用类似模式取得良好发展的企业。通过这些努力，越来越多的社员开始表示理解，并愿意接受股份经营模式。
在确定了参与股份经营的社员名单后，接下来就是确定股份分配的具体方案。柳加林和杨东山经过反复商讨，结合社员们在锯板厂的工作年限、技术水平、出资情况等因素，制定了一套细致的股份计算方法。
比方说，工作年限长、技术熟练的老工人可以获得较高比例的股份，同时鼓励社员们适当出资入股，以增加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心。
随着锯板厂股份化试点工作的逐步推进，洋田大队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资金比较短缺。无论是队办企业的升级改造，还是组织社员学习新技能，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柳加林意识到，仅靠大队自身的积累远远不够，还必须寻求外部资金的投入。
经过一番调研和思考，柳加林决定想法子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沟通，申请贷款。他精心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贷款计划书，阐述了洋田大队的发展现状、未来规划以及还款能力。
然而，农村信用社对于向队办企业贷款，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要求，比如要提供抵押物、详细的财务报表以及明确的资金使用计划等。
面对这些要求，柳加林和杨东山采取积极应对。他们一方面组织人员整理大队的资产清单，确定可用于抵押的资产。
另一方面，他们又安排专人完善大队的财务管理制度，编制准确详细的财务报表。
同时，他们进一步细化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每一笔贷款都能用到刀刃上。
通过一系列的操作，经农村信用社审核，货款终于批下来了。
在努力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洋田大队也没有忽视对队办企业的市场开拓。随着歙石产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为了更好地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柳加林和杨东山又邀请了专业的市场调研团队，对歙石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
调研的结果显示，市场对于高端的和个性化的歙石产品需求也在逐渐增加，而洋田大队目前的产品，在设计和工艺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有了这一调研的结果，洋田大队决定加大在产品研发和设计方面的投入。
他们聘请了几位知名的雕刻大师和设计师，与大队的工匠们一起合作，开发了具有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的新产品。
同时，鼓励工匠们参加各类雕刻技艺培训和比赛，提升自身的技艺水平。
随着一系列措施的逐步实施，洋田大队在变革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锯板厂的股份制试点能否成功？申请贷款的如何产生更大的效益？洋田大队的未来又如何发展？这些都是杨东山、柳加林和全体社员们心里所想要的答案，但他们都怀揣着一丝希望，坚定地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前行。
夜幕如墨，沉甸甸地压在洋田村的上空。昏黄的灯光在窗棂上摇曳，将柳加林独坐桌前的身影，模糊地映在斑驳的墙壁上。
桌上，纸笔被静静地摊开，柳加林凝望着空白的信纸，思绪了半晌，才缓缓提起笔，他要给远在他乡妻子张芳芳写封信，希望听听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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