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总督府的书房内，海风透过微敞的轩窗，带来潮湿咸润的气息，也稍稍驱散了夏日的闷热。
文贵的工作因王良的离去而变得更加繁重，案头的文书比往日更多、更厚了。
他刚刚批阅完一份来自广州市舶司的例行旬报，里面详细列举了近期报关的船只、货值、抽分数额，数据清晰，条理分明，正是王良一贯的风格。
文贵微微颔首，王良此人，内廷出身却精于庶务，心思缜密，由他打理广州，自己是放心的。
只是旬报末尾，王良隐晦地提及“地方情势复杂，旧例惯性犹存，推行新章颇需时日”，让文贵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艰难。
他提起笔，在空白处批注：“相机行事，稳扎稳打，遇有难处，及时呈报。”
既给予了支持，也留下了弹性空间。
放下广州的文书，他拿起另一份来自水师参将赵大勇的军情急递。
信中禀报，其率领的特遣分舰队已按计划抵达预定巡弋海域，数日内已遭遇佛郎机武装商船三次。
对方船只果然坚固，炮窗密布，航速亦快，见我舰队阵容严整，虽未直接攻击，但挑衅之意明显，多次试图穿插我舰队阵型，或近距离平行航行，施以压力。
赵大勇谨记“不先启衅”之令，均以严整阵势相对，迫其远离，并加强了护航商船的力度。
文贵放下军报，走到悬挂的南海海图前。
他的目光在月港、广州、以及赵大勇此刻巡弋的海域之间移动，最终落在了被朱笔重点圈出的“满剌加”上。
佛郎机人据有此咽喉之地，如同扼住了南洋贸易的脖子，其舰队频繁出没，挑衅试探，绝非偶然。
这既是实力的炫耀，恐怕也是在试探大明水师的底线与战力。
“来人。”文贵沉声道。
一名亲随应声而入。
“传令给赵参将：保持压力，谨慎应对。若佛郎机人再有逼近挑衅之举，可示警射击，迫其远离。务必掌握冲突之尺度，既要扬威，亦不可授人以柄。另，令其详细记录佛郎机船只之船型、航速、火炮配置及战术特点，速速报来。”
“是！”
亲随退下后，文贵坐回案前，开始处理另一项紧要事务——协调保障持有广州市舶司“引票”的商船安全。
他亲自起草文书，命令月港水师主力在常规航线附近加强巡逻，并通知往来南洋的各商队，尽量结伴而行，或选择在水师巡弋时段通过敏感海域。
他要让第一批“守法”的商人，不仅能平安出去，更要满载而归，用实实在在的利益，去击碎广州那些关于新章断绝生路的谣言。
除了军事与商贸，人才的培养亦是他心头大事。
皇帝有意在月港仿实务学堂之制，开设讲习所，为水师和市舶司储备通晓海事、夷务、算账的专才。
此事文贵交给了心思活络、敢想敢干的顾云卿去筹办。
此刻，顾云卿的初步方案就放在他案头，包括讲习所的选址、招募对象、课程设置乃至延请教习的名单。
文贵仔细翻阅着。顾云卿提议，不仅招募良家子，亦可从水师有功士卒、熟悉海情的疍民子弟乃至通晓夷语的商人中遴选。
课程除算学、律例外，更重航海术、舆地、舰船维护乃至简单的佛郎机语、阿拉伯语。
文贵沉吟片刻，提笔在“疍民子弟”和“水师士卒”两项上画了圈，表示赞同，但在延请教习名单上，他添上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老舵工和退役的炮手。
实务之学，光有理论不够，还需这些老手传授宝贵的经验。
处理完这些，窗外已是夕阳西沉。文贵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直的筋骨。
总督府建在月港高处，推窗远眺，港口帆樯如林，灯火初上，勾勒出一片繁忙景象。
这看似繁荣的背后，是来自海洋的机遇，也潜藏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
北方的杨一清在用新式战法与鞑靼周旋，京城的皇帝在擘画着改革蓝图，广州的王良在复杂的利益泥潭中艰难前行，南洋的顾云卿在编织着无形的网，而赵大勇则率领着帝国的战舰，在波诡云谲的海面上直面强敌。
文贵深吸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目光沉静而坚定。
他身处这帝国海疆的最前沿，如同砥柱立于中流，必须稳住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皇帝的信任，大明的未来，乃至这万千靠海吃饭的生民的希望，都系于他一身。
他不能乱，不能急，必须在这南海的风涛中，把握住最精准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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