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冬日，阴冷湿寒，细密的雨丝裹挟着朔风，打在苏州漕运总督临时行辕的窗棂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然而，公廨之内，却因一份刚刚由快马递送抵达的文书，而驱散了几分寒意。
文贵端坐在宽大的花梨木公案后，案头一盏明亮的官灯，将他专注的神情照得清晰。
他手中捧着的，正是西苑王良团队核算、并通过新建立的加密驿传系统疾驰送来的《江南漕运新政试行期数据汇总分析报告》。
报告以厚实的宣纸制成，装帧简洁，内里却密密麻麻布满了清晰的天竺数字、对比表格以及几种新式的扇形、柱状示意图。
他看得极慢，极仔细。随着目光在那些冰冷而精确的数字与直观的图表间移动，他紧锁了数月的眉头，终于渐渐舒展开来，甚至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如释重负的弧度。
报告的核心数据对比，触目惊心，又令人振奋：
漕粮征收周期：苏州、松江、常州等主要州府，同比平均缩短了整整十八天。图表上，代表去岁同期的长条与代表本年的短条并列，差距一目了然。
账面平均损耗率：从以往动辄一成二、三，甚至更高，被牢牢压制在六分五厘至七分之间徘徊。
虽然距离他设定的“半成”理想目标尚有距离，但这已是破天荒的进步。旁边附注的小字说明，仅此一项，本年度最后两月的潜在大宗粮食损失，就减少了近五万石。
同时民间舆情通过各码头设立的“投诉木匮”及锦衣卫外围眼线反馈，关于“浮收”、“踢斛淋尖”等陋规的有效投诉，较新政推行前的高峰期，骤降了七成有余。
另一份附件，是顾云卿整理的数份来自基层粮户的匿名陈述抄件，言辞虽粗朴，却真切地反映了“官斛摆了出来，小吏的脸也好看了些”的细微变化。
目前来看综合效益初显，报告最后一部分，是王良团队进行的初步经济效益估算。因损耗降低、运输效率提升、以及中间环节贪墨减少，初步核算，仅本年度最后两个月的漕运，就为朝廷节省了超过八万五千两白银的等效开支（包括减少的粮食实物损失、折算的运输人力物力成本等）。这个数字，让文贵都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数据……终究是做不得假的。”文贵放下报告，对坐在下首、同样在翻阅副本的顾云卿感叹道。顾云卿已被梁正特旨，授职“锦衣卫经历司经历（从四品）”，派至江南，专职协助文贵进行数据分析和情报梳理，并拥有密折直奏之权。他如今虽挂着锦衣卫的职衔，但气质更接近一位沉静的谋士，而非缉捕的武夫。
顾云卿抬起头，眼中也带着一丝成就感，但他性格使然，更为冷静：“总督大人，数据确实喜人，足证新政方向正确，力度得当。然，”他话锋一转，指向报告末尾“隐患与趋势分析”部分，“隐患犹存，不可不察。分析显示，胥吏阶层虽表面慑服，执行新规，但怨气并未消散，只是转为更隐蔽的怠工，或是在文书流转、账目细节等非核心环节寻求补偿，甚至可能酝酿新的对策。此外，漕帮势力经此整顿，部分头目利益受损，其动向亦需密切关注。据零星信息显示，已有漕帮成员在私下抱怨‘断了财路’，与某些地方豪绅的往来似有增多迹象。”
文贵闻言，神色重新变得凝重，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江南漕运图前，目光扫过蜿蜒的运河线路：“本官知晓。破易立难。初步的威慑已然达成，下一步，便是要将这来之不易的成效，用制度的钉子，牢牢楔进去，使其不致人亡政息。”他顿了顿，继续道，“已与京中杨阁老（杨廷和）多次通信，深入探讨在漕运系统内，率先试行‘考成法’之可行性。拟以这数据报告中的几项关键指标——如损耗率、征收周期、民诉数量为核心，量化考核相关官员，优奖劣汰，使其前程与新政成效直接挂钩。”
他收回目光，看向顾云卿：“至于人手……此番整顿，也并非全无收获。”他指的是那些在风暴中表现良好、能力出众、且未被查出问题的底层官吏，以及他从宣大带来的部分忠心老练的部下，加上对原有漕兵进行汰弱留强、初步整训后，展现出新貌的部分骨干。虽然距离如臂使指还差得远，但他已经初步搭建起了一个能有效执行其政令、摆脱旧有利益链条的核心班底。
“顾经历，”文贵坐回案后，语气坚定，“将这份数据报告，连同本官对下一步推行‘考成法’试点的具体构想、可能遇到的阻力及应对预案，一并整理成详细条陈。要以数据支撑论点，以图表清晰呈现。完成后，用六百里加急，直递京师，呈报陛下御览。陛下日理万机，江南具体事务之细节不必赘述，但核心数据、总体方略、以及关键节点判断，务必精准、清晰、扼要。”
“下官明白。”顾云卿肃然领命。他深知，这种奏报方式，正体现了皇帝所倡导的“务实”与“高效”。
皇帝需要的是把握大局方向和关键决策点，而非陷入江南具体事务的泥沼之中。
这种建立在数据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君臣默契，正是这场宏大改革能够一步步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
窗外，冬雨未歇，但行辕内的灯火，却照亮了通往制度革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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