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嫂子学院的各项事务因调研团来访而被全面提速。而就在学院即将进入秋季新学期筹备的关键时期，沈知秋亲自主持了一场特别会议。
这一次，不是讨论课程内容、也不是技能输出，而是针对一个长期被忽视却极具影响力的问题展开：
——军娃的陪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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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军属时，情绪问题反复归结到‘子女教育’这一块。”
沈知秋翻阅着调研数据，语气平稳却带着一丝凝重：“军人常年不在家，家属要带孩子、顾家、承受压力，其中最焦头烂额的，是孩子上学没人陪。”
“不是每位军嫂都有文化、精力和方法去引导孩子。尤其是外地调动、驻地偏远的，孩子被转学、被忽视、被歧视的情况更普遍。”
她停顿片刻，看向众人：
“嫂子学院，是时候建立一支‘陪读小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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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内顿时安静。
陪读，不只是时间的付出，更是耐心、认知和责任的挑战。
曾经的嫂子学院，主要围绕军属情感与技能展开工作，而现在，这一步，意味着服务重心开始延展至下一代。
但很快，几位助教便举手响应。
“我以前是小学老师，擅长写字和拼音辅导。”
“我做过家教，初中数学可以教。”
“我家老大今年中考，我经验丰富，可以给小学生当学姐辅导。”
这些来自基层嫂子们的声音，质朴、真诚，却充满力量。
就这样，一支由12人组成的“嫂子陪读小组”初步成型。她们来自不同军属背景，有人有教育经历，有人有育儿经验，也有人只是单纯想帮人减压。
沈知秋亲自拟定小组章程，明确职责和服务对象：
陪读时长：每位成员每周提供至少4小时义务陪读时间；
服务形式：学习辅导、情绪陪伴、家长代沟缓解；
对象筛选：优先服务父母长期驻外、单亲军属子女；
备案机制：建立陪读日志、学业反馈机制、家属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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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陪读对象，是连队三个军娃。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刚上一年级的萧一诺。
她的父亲是新调来的排长，母亲在老家照顾年迈父母，孩子被带到驻地后交给连队厨房的大妈临时照看，但孩子入学后，没人辅导作业、没人接送上下学，连队忙碌也顾不过来。
第一次见面时，萧一诺坐在小板凳上，抱着书包缩成一团，眼神躲闪。
“你会写名字吗？”陪读嫂子徐芳蹲下轻声问。
孩子怯怯点头，又很快摇头。
那一刻，徐芳没再追问，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本图画书，翻开第一页：“这本书我小时候最喜欢，咱们一起看看？”
没几分钟，孩子悄悄地把小手放在她的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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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小组的工作逐渐展开。
从一开始的三个孩子，到后来十几个孩子报名，嫂子学院不得不调整空间，把原来的文案办公室一分为二，腾出一间“嫂子读书屋”，配置简易书桌、小黑板、绘本书架，还有几位志愿嫂子轮班守着。
每到下午放学，军娃们就像回娘家似的跑进来，有人写作业，有人画画，有人哭鼻子说老师凶，有人兴奋展示得了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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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个做法。
有人私下嘀咕：
“嫂子学院搞教育？万一教坏了怎么办？”
“又不是专业老师，这样搞不会惹麻烦？”
“军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搞陪读？”
这番言论传到顾战霆耳里，他没有表态，反而在一个傍晚主动来到“嫂子读书屋”。
那天正好有孩子在做阅读训练，一个小男孩磕磕巴巴地念着拼音：“m-a，ma，妈妈，w-o，我……”
顾战霆静静地听着，许久才道：
“我们拼命保家卫国，最怕的就是家里孩子哭着说：‘我爸不在。’”
“如果嫂子学院能让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一点点温暖，那就不是陪读。”
“那是，在给孩子种下一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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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秋听后，悄悄在陪读章程上加了一行小字：
“我们陪的不只是课本，还有童年。”
而这行字，后来被印在嫂子学院新学期的小志愿者徽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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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陪读小组的口碑扩散，不少地方军属主动申请加入，有的甚至愿意线上授课。
嫂子学院也因此开发出“军娃伴学计划”线上试点：
周末云读书会；
外驻军人子女远程作业答疑；
军嫂志愿辅导员认证机制；
一时间，原本被忽略的“军娃”问题，正在被以温柔又坚定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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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沈知秋整理资料时，发现陪读日志中夹着一张折纸。
展开一看，是一个孩子歪歪扭扭写的：
“我喜欢嫂子学院，因为这里有人听我说话。”
她眼眶忽然一热，随手贴在墙上。
隔天，其他孩子也开始模仿，写纸条贴墙，“谢谢嫂子老师”“我想每天都来”“我不怕考试了”……
那面墙，后来被称为“希望留言墙”。
而陪读小组，也被连队亲切称为——
“孩子的第二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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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里，嫂子学院的灯又亮得晚了一些。
沈知秋走到窗前，望着不远处的连队灯火通明，孩子的笑声还在风中回荡。
她轻声自语：
“等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会知道，军营里不仅有他们爸爸，还有一群妈妈一样的人，为他们守望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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