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初，帝国的局势依然严峻。皇太极首次入关的烽火虽已暂熄，但京畿之地满目疮痍，流民遍地，人心惶惶。
崇祯皇帝在全力整饬京营、筹划对后金战略的同时，深知京畿地区的稳定与恢复是一切内政外交的基石。
他需要一位既能整军经武、又能安抚地方的干才，来经营好京师南面的屏障。
时年三十余岁的卢象升，以其在天启末年及崇祯元年的卓越表现（如大名府练乡勇自保），进入了皇帝的视野。
崇祯欣赏其“忠勇勤勉，通晓军务，体恤民情”。
是年正月，崇祯帝力排众议，破格提拔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道，不久后因治理成效显着，权限扩大至总理京畿南六府（增真定、河间、保定），赋予其军政、财政大权，核心使命是“安民、垦荒、练勇，固我京南”。
卢象升到任之初，面对的是战后的一片混乱。
他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压倒一切。
雷霆手段肃清匪患，他并未立即大兴文教水利，而是首先集中其麾下初步组建的“天雄军”（以大名府乡勇为骨干）精锐，对境内趁乱蜂起的土匪、溃兵进行毫不留情的清剿。
他亲自督战，身先士卒，以“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在数月内基本肃清了主要交通干线附近的匪患，恢复了基本秩序。
招抚流移，编户齐民， 同时，他出台安民告示，设立粥厂，招抚流亡百姓。
将无主荒地和前朝藩王部分庄田登记造册，承诺“开荒者，三年不征”，并提供少量农具、种籽借贷，吸引流民附籍落户，恢复生产。
这一系列举措迅速安定了人心，社会秩序初步稳定。
秩序稳定后，卢象升开始推行更深层次的治理。
他深刻领会并坚决执行崇祯皇帝通过日月皇庄系统推广红薯、土豆、玉米等新作物的战略。
推广“救荒作物”： 卢象升亲力亲为，命各州县官吏下乡，由日月皇庄提供种苗，在官田和劝农示范田大规模试种红薯、土豆和玉米。
他向百姓宣讲这些作物“耐旱、高产、活人无数”的优点，以解除民众的疑虑。
兴修水利，保障灌溉， 他利用冬季农闲，组织军民疏浚河道，修复年久失修的陂塘渠堰。虽然大型工程有限，但无数小型水利设施的修复，为农业的恢复提供了基础保障。到崇祯三年秋，新作物的优势在部分地区的试种中显现，产量远超黍麦，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经过两年多的经营，至崇祯四年夏秋，卢象升的治理迎来了丰收季，其政策效果全面显现。
“粉条革命”与产业链形成， 红薯和土豆获得了空前丰收。
卢象升的远见卓识得以展现，他并不满足于让百姓仅仅果腹。
他组织人手，将南方制作粉丝的技艺与本地实际结合，大规模推广红薯粉、土豆粉（以及由此制成的粉条、粉丝）的加工技术。
价值提升，鲜薯易腐难存，制成干粉后，极易储存和运输，价值倍增。
粉条加工坊在乡村遍地开花，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初级产业链，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
优质的南六府粉条通过商人销往京城乃至四方，成为紧俏商品，百姓收入显着增加，民间称之为“卢公粉”。昔日需要赈济的饥民，变成了自食其力甚至小有盈余的农户。
安居乐业的百姓踊跃参军，天雄军兵源充足，士气高昂。至崇祯四年夏，已扩编至五万之众，且多为本地子弟，保家卫国的意识强烈。
凭借稳定的地方财政和朝廷支持，卢象升为其天雄军全面换装了制式燧发枪。
他极其注重火器战术训练，强调阵列齐射和步炮协同。
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火器化率极高，成为京畿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远超一般卫所部队。
南六府的一片繁荣与晋升的基石
至崇祯四年夏秋，当卢象升接到新的任命时，他留下的京畿南六府已是另一番景象：
经济繁荣： 田野里红薯、玉米郁郁葱葱，取代了以往的低产作物；乡村作坊里，人们忙着制作粉条；市集上商旅络绎不绝。
社会安定： 盗匪绝迹，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户口滋生。
军力强盛： 五万装备燧发枪的天雄军虎踞于此，既是京师的南部屏障，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这一治理奇迹，被崇祯皇帝和朝中重臣看在眼里。
正是凭借这短短两年半内创造的卓越政绩和打造的强军，卢象升证明了其非凡的治理与统帅能力。
因此，在崇祯四年秋，当宣大总督这一更为关键和艰巨的职位出现空缺时，崇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卢象升。
这不仅是对他功劳的奖赏，更是帝国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
将最锋利的一把剑，指向了最需要它的方向。
京畿南六府的成功经验，也为卢象升接下来在宣大地区推行类似的屯垦、强兵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范本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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