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邮电局再过三天，这里就要被拆了，原地会竖起一座百货商场，据说是香港老板投的资。
老钱披着那件穿了十年的绿军大衣，踩着满地碎纸杂物，打着手电筒做最后一次巡逻。他是这里的值班员，干了三十五年，从青涩小伙熬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手电光柱扫过废弃的办公室，灰尘在光束中狂舞，像是无数不安分的魂灵。
二楼总机室里，几十台交换台静静蹲在阴影里，像一群沉默的野兽。电话线都已被切断，杂乱地垂落在地。老钱叹了口气，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就是一名话务员，那时这里多么热闹，插头插拔声、接线声、人们通话的余音，构成了一部电话的交响乐。
突然，一阵尖锐的铃声撕裂了寂静。
老钱浑身一颤，手电差点脱手。那声音来自最角落那台老式总机——据说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备用设备，早就该报废了，却不知为何一直留在那里。
铃声响个不停，固执得让人心慌。
老钱犹豫着走近，看见总机上一个小灯明明灭灭，上面贴着一块泛黄的标签，字迹依稀可辨：“长-新京-7743”。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可能，所有外线三天前就切断了，内部线路也早已失效。他盯着那闪烁的指示灯，鬼使神差地拿起听筒，戴上了耳机。
“莫西莫西？莫西莫西？”对面是一个年轻男声，焦急万分，夹杂着日语和生硬的中文：“情报泄露了……他们马上就到……告诉‘青鸟’……快走……”
老钱喉咙发紧，压低声音回道：“你打错了。”
“青鸟……必须通知青鸟……”那声音几乎是在哀求，背景传来模糊的嘈杂声和几声枪响，接着电话戛然而断。
老钱摘下耳机，手有些抖。他年轻时学过些日语，“新京”是长春在伪满时期的称呼，这他清楚。但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那一晚，老钱没能睡好。梦里全是枪声和听不懂的日语叫喊。
第二天夜里，同一时间，电话又响了。老钱正靠在值班室的旧沙发上打盹，被铃声惊醒，心狂跳不止。他快步上楼，果然，还是那台总机，还是那个号码。
他深吸一口气，接了起来。
“时间不多了，”那声音比昨天更加急促，带着喘息，像是在奔跑，“叛徒出卖了我们……特高课已经出动……青鸟在哈尔滨道里区……”一阵静电干扰淹没了后面的话。
“你是谁？”老钱忍不住问。
“告诉青鸟，照片已安全转交，”那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带着某种决绝，“为了永远的黎明。”
电话断了。老钱愣在原地，额头上沁出冷汗。
第三天，老钱一整天都泡在邮电局的档案室里翻找旧资料。档案大部分已经打包准备销毁，灰尘呛得他不停咳嗽。傍晚时分，他终于在一本泛黄的伪满电话登记册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新京-7743，对应的是“关东军特别高等课调查科”，一个臭名昭着的特务机关。
老钱瘫坐在满是灰尘的地上，点了一支烟，手抖得差点点不着火。他想起自己小时候，邻居刘叔就是被特务机关抓走的，再也没回来。母亲总说那些地方是“人间地狱”，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特务机关的电话会打到这里？还要警告某个叫“青鸟”的人？
晚上，老钱带着一瓶老白干和一包花生米，去了值班室。他需要酒精壮胆。十一点五十分，他准时走上二楼，站在那台总机前。
当铃声再次响起时，他已不再害怕。
“他们到了……”听筒里的声音极其轻微，背景是沉重的撞门声，“我完成了使命……青鸟……活下去……”
“青鸟是谁？”老钱急忙问。
一阵沉默，只有微弱的呼吸声，然后那声音轻轻说道：“黎明……终将到来……”
听筒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身体倒地，接着是日语咒骂和翻找东西的声音，然后电话被狠狠挂断。
老钱呆呆地站着，耳机还紧贴在耳朵上，里面只剩下忙音。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通了。
第二天，拆除工作正式开始。老钱站在街对面，看着大铁球一次次撞向那栋灰砖楼，墙壁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工人们从废墟里清理出各种杂物，包括那台老总机，它被随意扔在垃圾堆里，金属零件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老钱忽然想起什么，他冲回家，翻出自己收藏的旧报纸。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份《东北日报》上，他找到一则简讯：昨日，我地下党情报小组在长春遭敌特破坏，两名同志牺牲，成功掩护代号“青鸟”的同志携带重要情报撤离。据悉，该情报涉及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武器研究据点。
老钱放下报纸，望向窗外。邮电局已变成一堆瓦砾，一台推土机正在碾压那些废弃的设备。
他忽然明白了，那三通电话，是一个跨越了五十三年时空的执念，是一个年轻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要坚持完成的使命。
三个月后，老钱去了哈尔滨，在道里区一片老房子里转了整整一天。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许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也许是一座无名墓碑。傍晚时分，他看见一只青鸟停在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清脆地叫了几声，然后振翅飞向橘红色的天空。
老钱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那鸟消失在远方的暮色中。
他想，那个年轻的声音，终于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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