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我们三十七个东北知青像撒豆子似的被撒在陕北老牛沟。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唯一能住人的是孔废弃多年的土窑。窑洞脑顶裂着三指宽的缝，夜里能看见碎刀子似的月光，窑壁留着前人烟熏火燎的黑印子，最瘆人的是炕沿下压着张黄符，朱砂画的咒文早褪成了淡褐色。
带我们来的生产队长王老疙瘩踢了踢窑门框，簌簌落下些黄土：“先前住过个狐仙，早些年破四旧时跑了。”他顿了顿，补了句，“夜里莫要乱走。”
头半个月相安无事。直到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夜，负责伙食的赵建军突然嚷嚷起来：“邪门！玉米面咋越吃越多了？”原本见底的粮缸，隔夜总会多出小半捧金黄的玉米碴。起初都当是称错了，可接连七八天，那点口粮真像会自个儿下崽。
更奇的是水缸。陕北旱得厉害，每天要赶十里地挑水。有回我半夜起夜，隐约听见窑里有水声，扒着门缝瞧见缸沿泛着湿漉漉的光，满得快要溢出来。可第二天问遍所有人，没一个承认夜里添过水。
知青里最犟的李卫国梗着脖子说：“肯定是老乡偷偷接济，怕落个照顾不周的名声。”他爹是钢厂工人，最不信这些神神鬼鬼。
转年开春倒春寒，身子最弱的孙小娟病倒了。先是咳嗽，后来整张脸烧得通红，嘴里胡话不断：“白衣服的娘娘...在梁上走...”卫生所给的退烧药像撒进沙漠的水，半点用没有。
那天后半夜，我守着她换毛巾，忽然闻见股子甜腥气。循着味走到窑洞后身，月光下竟蹲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绿莹莹的眼睛盯着我，嘴里叼着把紫茎绿叶的草。我吓得腿软，等回神那白影早不见了，只有地上那簇草还散着药香。
“是柴胡。”村里老赤脚医生捏着草茎直咂嘴，“这节气哪来的新鲜柴胡？”
药煎好灌下去，天没亮孙小娟就退了烧。她清醒后说梦见个穿白袄的妇人，往她嘴里塞了颗凉丝丝的果子。这事在知青点成了不能明说的秘密——李卫国把那株柴胡根悄悄埋了，开会时敲着搪瓷缸：“要破除迷信！”
真正的变故发生在麦收时节。李卫国砍秸秆时被毒蛇咬了腿，伤口肿得发亮。我们轮流背着他往县医院赶，黄土路被月亮照得惨白。眼看人开始抽搐，忽然道上卷起股旋风，迷得人睁不开眼。
风停时，路当间站着个灰袍老妪，脸藏在阴影里，声音像揉搓枯叶：“后生，抬他回窑。”
说来也怪，刚把李卫国安置回炕上，那老妪不知从哪儿摸出把小刀，在伤口上划十字，俯身就吮出黑血。又掏出一贴膏药，借着油灯火烤化了按在伤口。这时窑外传来王老疙瘩的吆喝声，再回头，老妪已不见踪影，只有窗纸上映着截晃动的白尾巴。
李卫国捡回条命后像变了个人，常对着窑洞后山的乱坟岗发呆。有回他悄悄告诉我：“那晚我看见的...是张毛茸茸的脸。”
我们开始轮流在窑洞犄角搁些吃食——半块玉米饼、几颗野枣。东西总在黎明前消失，有时会留下撮银亮的毛。有次孙小娟放了根红头绳，第二天竟变成个精巧的如意结。
这种秘的平衡在批林批孔运动时被打破了。公社新来的工作组听说窑洞供着狐仙，副组长马干事直接踹翻了我们偷摸设的香案：“知青搞封建迷信，要挂牌子游街！”
当夜暴雨如注。马干事非要连夜赶回公社，在山梁上连人带驴跌进了沟。第二天人们找到他时，他反复念叨：“看见白灯笼引路...”而就在同一天，知青点仓库里突然堆满了金黄的麦粒，足够吃到开春。
我们三十七个人对着麦堆发了誓，这辈子谁也不往外说。只有李卫国在离乡前，偷偷在窑洞后山立了块无字碑。
多年后我重返老牛沟，荒草早吞没了土窑。放羊的老汉说，拆迁那会儿总见着道白影围着窑转，推土机愣是熄了三次火。最后工人烧了沓纸钱，才从窑基底下挖出口朽烂的木棺，里面是具完整的白狐骨架。
我悄悄把当年那个如意结埋在了旧址。山风过时，恍惚又听见三十七年前那个冬夜，孙小娟在炕上哼的东北小调。而窑洞深处，永远有双绿莹莹的眼睛，守着这片土地上最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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