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大会后的第二天，一辆半旧的普桑便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县委大院。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前呼后拥，只有县委办一个叫小陈的年轻干事随行。袁天的“密集调研月”开始了。
路线是随机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清晨出发，有时午后启程。
他不满足于坐在乡镇政府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扎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
在城关镇边缘的农机厂，锈迹斑斑的厂房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
巨大的冲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震得人脚底发麻。袁天拒绝了厂长递过来的安全帽，径直走向车间深处。
几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的老工人正围着一台崭新的数控机床发愁，那锃亮的金属外壳与周围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
“书记，您瞧瞧，”一个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工人，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机床冰冷的防护罩，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抑制不住的激动。
“去年县里拨的技改款买的！说是最先进的。结果呢？买回来仨月，就趴窝了！请了市里的专家来看，人家说这型号早淘汰了，配件都找不着！花了几十万呐，就这么堆着生锈！我们老哥几个，心疼得睡不着觉！”
他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声音哽咽，“后来才听说，管采购的是张县长他亲侄子！这里头…这里头能没点猫腻？”
袁天蹲下身，仔细查看机床铭牌上的出厂日期，又伸手摸了摸冰冷的机身，指尖沾上一层薄灰。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老工人的肩膀，那手掌沉稳有力。
旁边的厂长脸色煞白，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嘴唇哆嗦着想解释什么，被袁天一个平静的眼神制止了。
在柳河乡一个因高速公路征地而整体搬迁的村庄旧址，断壁残垣间，几户因补偿争议尚未搬走的村民守着摇摇欲坠的老屋。
一个穿着褪色蓝布褂子的老太太，拉着袁天的手，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用力：“书记啊，你给评评理！我家那三间大瓦房，新盖没几年，凭啥就按土坯房的老标准补？
补偿款拿到手，连个茅厕都盖不起！我去找，村里推乡里，乡里推县里拆迁办，拆迁办那个姓刘的主任，鼻孔朝天，说政策就这样，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后来……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想多补点，得去找‘坤哥’的人疏通……”
老太太浑浊的泪顺着深深的皱纹淌下来，“我们小老百姓，哪认得什么坤哥啊！”
夕阳的余晖将断墙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袁天沉默的脸上，棱角分明。
他仔细听着，偶尔问一句细节，眼神却越来越沉。小陈在一旁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袁天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小陈，走进了县委大院附近一条小巷深处一家不起眼的茶馆。
要了个最僻静的雅间。不多时，一个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的中年男人闪身进来，神色紧张。
他是县信访办的老主任，姓周，一个公认的“老油条”，在位置上多年，深谙各种门道，也积压了无数不敢上报的隐情。
热茶氤氲的雾气在两人之间弥漫。
周主任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袁书记，有些事…憋在心里太久了，再不说，我怕自己憋出病来。”他呷了口茶，润了润发干的喉咙，“就说去年红光村那起土地纠纷，村民集体上访，动静不小。本来证据确凿，该抓人。
结果呢？法院那边硬是拖了小半年，最后调解结案，不了了之。为啥？因为被告方是宏达建筑公司，背后的大老板是张乾！张坤县长的亲堂哥！张县长一个电话打到法院，谁敢较真？”
他顿了顿，从怀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小记事本，翻到某一页，推给袁天。上面用极小的字记录着几个时间、地点和模糊的姓氏。
“还有，城南那个农贸市场改造项目，招标文件明显为宏达量身定做，其他几家陪跑的，连资质审查都过不了。
负责招标的县住建局王副局长，是张坤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他小舅子就在宏达当项目经理，吃里扒外，两头拿好处！
这些事，大家心知肚明，可谁敢捅？张坤在县里经营多少年了，盘根错节，上面…上面也有人啊！”
周主任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神却死死盯着袁天，像是在孤注一掷地押宝。
袁天接过那个小本子，指尖拂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灯光下，他的侧脸线条绷紧，如同刀削斧凿。
他没有立刻表态，只是将小本子郑重地收进了自己随身的公文包夹层里。茶馆窗外，夜色渐浓，巷子深处传来几声模糊的犬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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