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那番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的叮嘱，像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在我心中激荡起层层叠叠的涟漪。标兵的名号，街道的期许，院内的暗涌，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将我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不再是那个只需守着灶台、护着妹妹的何雨柱，我的肩上，无形中担起了更多的东西。
这份认知，让我的行动愈发谨慎，也愈发有目的性。
在厂里，我更加勤勉。不仅将食堂的本职工作做得滴水不漏，更开始有意识地将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伙食改良方法进行系统总结。我利用休息时间，将自己记录的菜品成本核算、操作要点、工友反馈等整理成一份详实的《红星轧钢厂食堂伙食改良初步经验总结》，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两份，一份交给了食堂班长，一份通过王秘书转呈给了李副处长。
这份材料，我没有丝毫藏私，将成功的做法、遇到的困难、以及后续优化的设想都写得清清楚楚。李副处长看完后，大为赞赏，特意在后勤处的内部会议上进行了传阅，称这是“来自基层的、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并要求其他食堂班组学习借鉴。
这一下，我在厂后勤系统的名声更加响亮了。不再是那个仅仅“手艺好”的厨师，更是一个“肯钻研、会总结”的业务骨干。前来我们食堂“取经”的其他食堂班长、厨师也多了起来，我总是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耐心讲解。我知道，只有将个人的技术转化为可推广的经验，才能真正体现“标兵”的价值，也才能让我在这个位置上站得更稳。
然而，树大招风，古来如此。厂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我的崛起。偶尔能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议论，什么“一个厨子出什么风头”、“不就是搞点小花样嘛”之类的话，甚至有人私下揣测我是不是走了什么门路。对于这些，我充耳不闻，只是用更加扎实的工作和无可挑剔的品行来回应。我深知，在眼下这个重视实干和觉悟的年代，实实在在的成绩和端正的作风，是最好的护身符。
在四合院里，我则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履行王主任所说的“带头作用”。我不去争夺阎埠贵和刘海中那点可怜的“管理权”，而是从一些具体的小事入手。
比如，院里公用的水龙头有些漏水，阎埠贵和刘海中互相推诿，迟迟不见修理。我瞅了个休息日，自己找来工具和材料，花了小半天工夫，把龙头修好了。没花院里一分钱，用的还是我以前攒下的一点旧零件。
又比如，前院通往中院的青石路，有块石板松动了，雨天容易积水溅人。我同样没声张，趁着清晨人少，和了点灰浆，把石板重新垫实抹平。
这些事，我做得悄无声息，没有大张旗鼓，更没有以此去指责阎埠贵和刘海中不作为。但院里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很快，大家就都知道是何雨柱默默修好了水管，垫平了路面。
这种务实而不居功的做法，效果出奇的好。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里，除了以往的敬畏和羡慕，更多了几分真心的信服和感激。就连一向喜欢算计的阎埠贵，在一次全院（自发聚集）闲聊时，也不得不感慨地说：“柱子这人，实在！能干实事！比光耍嘴皮子强多了！”
刘海中虽然没明确表态，但再见到我时，那眼神里的复杂神色中，也多了几分不得不服的意味。
贾家依旧沉寂。但有一次，秦淮茹在公用水池边洗衣服时，水花不小心溅到了旁边也在洗菜的孙家大婶身上，若是以前，孙家大婶少不得要抱怨几句，但那次，孙家大婶只是皱了皱眉，没说什么。我恰好路过，便对秦淮茹温和地提醒了一句：“秦姐，洗衣服注意点，别溅到别人。”
秦淮茹愣了一下，连忙低头道歉：“哎，哎，知道了，柱子兄弟。” 态度是前所未有的恭顺。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我知道，这种不刻意针对、但又明确界限的态度，反而能更好地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让贾家不敢造次，也让其他邻居看到我的公正。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并非全无波澜。
这天傍晚，我下班回来，刚进前院，就看见阎埠贵和刘海中东家在门口，似乎发生了争执，声音不大，但语气都有些激动。
“老刘，话不能这么说！按户头分摊是最公平的！以前老易在的时候……”这是阎埠贵的声音，带着他惯有的算计和坚持。
“什么老易不老易！他那套本来就不合理！人口多的就是占便宜！我看就得改！”刘海中声音拔高了些，带着一股官迷特有的、试图强行推动决定的固执。
我听了几句，明白了。还是在为院里公共卫生费的分摊方式争执。阎埠贵坚持按老规矩（实则是易中海时期利于他家的按户头分摊），刘海中则想改成按人头分摊（这样他家人口少，能占点便宜）。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看到我进来，像是看到了救星，又像是看到了裁判，同时住了口，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
“柱子，你回来的正好！你来评评理！”阎埠贵抢先开口，“这公共卫生费，一直就是按户头交的，公平合理！老刘非要改按人头，这不是瞎折腾吗？”
“怎么是瞎折腾？”刘海中梗着脖子，“按人头才最公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也多制造垃圾，多用水电！按户头，像贾家五口人，跟单身户交一样多的钱，这合理吗？”
两人又眼巴巴地看着我，等我表态。
若是以前，我多半会置身事外，或者含糊过去。但如今，身份不同，王主任的话犹在耳边。这件事看似小事，却关系到院内公平和稳定，我不能再回避。
我沉吟片刻，没有直接支持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思路：“阎老师，刘师傅，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按户头简单，但确实可能不太公平；按人头公平，但计算起来麻烦，也容易为了几分钱扯皮。”
我顿了顿，看着他们：“我看，不如这样。咱们折中一下，基础费用还是按户头分摊，保证基本的清扫和公用设施维护。超出基础的部分，比如额外的消杀、或者大宗垃圾清运，再根据实际情况，按人头或者按各家的垃圾产出量来协商分摊。这样既保证了基本公平，又避免了琐碎计算引起的矛盾。具体怎么界定基础费用和额外费用，咱们可以召集几家代表，一起商量着定个章程出来。”
我这个提议，既没有完全否定按户头的旧例，也考虑了按人头的公平性，更引入了民主协商的机制，将决定权下放给了各家代表。
阎埠贵和刘海中都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么一个看似复杂实则更具操作性的方案。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脸上的争执之色稍退，变成了思索。
“柱子这个办法……倒是周全。”阎埠贵推了推眼镜，率先表态，他精于算计，知道这方案虽然不能让他家完全占便宜，但也避免了被按人头分摊占去更大便宜的可能。
“嗯……让大家一起商量，也行。”刘海中犹豫了一下，也点了头。他好面子，觉得由他主持“各家代表会议”来定章程，也能体现他的“领导”地位。
一场争执，就这样暂时平息了。
我看着他们各自回家，心中了然。院里的事，很多时候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裁决，而是一个能让各方都能找到台阶下的、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这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
回到屋里，雨水告诉我，下午街道办来人，给后院老太太送了点慰问品，说是街道对孤寡老人的例行关怀。
后院老太太……我心中微动。易中海倒台，她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街道办依旧按惯例照顾。她身上那些未解的谜团，以及她与何大清过往的牵扯，始终像一根暗刺。如今我地位渐稳，或许，是时候更谨慎地，去触碰一下那些深埋的往事了？
但此事急不得，需从长计议。
眼下，更重要的是巩固我在厂里的地位，以及维持院内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平衡。
标兵之名，如同给我披上了一层光环，也为我划定了一个必须更加谨言慎行的圈子。每一步，都需深思熟虑，如履薄冰。
但我知道，这是我选择的路，也是我必须走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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