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的村民忽的一阵乱，像被啥看不见的东西劈开条道，“书记！田书记！”的喊声直蹿。
双水村支书田福堂背着手走在前头，陕北老农的身板，又高又精，脸沉沉的钻进人堆，后头跟着几个扛枪的民兵。刚戴上红袖章的孙玉亭缩着脖子跟在旁边，灰布褂子两颗纽扣扣错了位，脚上烂鞋用麻绳子捆着，头上那顶灰檐帽早看不出原颜色。精瘦的脸颊上堆着悲愤，咋看咋滑稽。
“吵啥吵！成何体统！”田福堂嗓门比上工的铁钟还响，中气足得很，带着威严。围观的村民立马闭了嘴，只剩地上的贺凤英还在疼得抽抽搭搭。
早有村民跟孙玉亭递了话，说他媳妇在哥哥玉厚家坝前撒泼，被侄子给打了。孙玉亭心里门儿清，自家这侄子横起来不管不顾，先前跟金家后生、田家那“二流子”干架，回回都占着上风。他这才跑到村委把田福堂搬来，还叫上村里的民兵小队——他如今也是村支部委员，多少算个官了。
这会儿瞅见地上打滚的贺凤英，孙玉亭脸“唰”地就变了色。自家媳妇吃的亏，比想的还重。不知是气的还是急的，脸霎时涨成猪肝色。他甩开旁边民兵的胳膊扑过去，蹲在贺凤英跟前，捏着嗓子喊：“凤英！凤英你咋了？”
贺凤英使劲睁开肿得老高的眼，认出是自家男人，像是找到了靠山，哭得更凶：“玉亭……你侄子打我……要把我打死啊……他把我当仇人往死里打……呜呜呜……”
孙玉亭猛地站起来，头发都竖起来了，指着孙少安的鼻子骂：“孙少安！你个畜生！敢打长辈？反了你了！”说着就捋起袖子要冲过去。
“二爸！”兰花急忙张开胳膊去拦，被孙玉亭一把推搡开。她踉跄着往后倒，眼看要摔在地上，一只手稳稳托住了她的胳膊。回头一看，王满银不知啥时候挤到跟前，顺势把她稳住，眼里亮闪闪的。
“没事，让你二爸吃点亏也好。”王满银声音压得低，带着点磁。
这边孙玉亭已经冲到孙少安面前，扬手就要扇耳光。孙少安正憋着一股子火没处撒，见他二爸不分青红皂白，先推了姐姐还要打自己，想也没想，攥紧拳头照着孙玉亭胸口就怼了两拳。
“哎哟！”孙玉亭像个破麻袋似的摔在地上，捂着胸口直哼哼：“反了天了！反了天了！民兵同志，快把这逆子抓起来！送公安局！”
“吵啥！”一个沙哑的声音插进来。孙玉厚扛着锄头从人群外挤进来，脸膛黑得跟抹了锅底灰似的。他看见满地狼藉，眉头拧成个疙瘩，几步走到孙少安跟前，扬起手。
“爸！”兰花惊叫着想去挡。
孙玉厚的手在半空停了停，最后轻轻落在少安背上，象征性地拍了两下，闷声说：“你能耐了，要不你把我也捶死算球，还嫌不够丢人？给我滚回去！”
“不能走！”孙玉亭连滚带爬扑过来，抱住孙玉厚的腿，“哥！他打了人就想跑？没门！今天必须送他去公社！”
田福堂在一旁咳了两声，烟锅在鞋底磕得邦邦响：“玉亭，你说的这是甚话？拿啥拿？是你自己要上去打人的。何况，这是你们孙家的家务事，你以为公安局是你家开的？还上纲上线干啥？先把你家婆姨扶起来，有话回家说，别在这儿让外人看笑话。”
孙玉亭不依，挣开孙玉厚的腿，冲到田福堂面前，唾沫星子溅了书记一脸：“田书记！他这是殴打干部家属！是反革命！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田福堂嫌恶地抹了把脸，没好气地说：“啥反革命？我看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玉厚一家人啥样，村里人谁不知道？不是你媳妇胡咧咧，把人家逼到份上，能动手？先回去，等调查清楚再说。”
孙玉亭还想嚷嚷，被孙玉厚一把拽住。“玉亭，你想干啥？咋个你们还委屈上了……”孙玉厚声音发颤，“少安啥性子，你不清楚？你媳妇……你媳妇啥样，你心里没数？我从小把你拉扯大，供你念书，给你娶媳妇……”他说到这儿，眼圈红了，再也说不下去。
民国二十八年，孙玉厚十六，孙玉亭刚五岁，他爹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们兄弟俩和老娘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抛头露面，老娘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持，山里门外的事全搁在他一人身上。家里没地，孙玉厚只好在周围村子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好养活老娘和年幼的弟弟。
二十二岁那年，他跟个穷人家的瘦女娃成了亲。媳妇虽说面黄肌瘦，对他妈和玉亭却好得没话说。那几年光景虽穷，日子倒也舒心。后来为了多挣点钱，农闲时给石圪节一家商行赶牛车，翻山越岭几十天，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那段时间孙玉厚挣了些大洋，在外头闯荡也见了些世面，一咬牙就想供孙玉亭上学。要是弟弟能读出个样来，他这辈子的辛苦也算值了。
民国三十六年，孙玉亭十三，赶上战乱，石圪节的学校停了。为了弟弟，他给柳林镇一家陶窑主写了信。先前孙玉厚在一次事故里，冒死救过那陶窑主的命，两人还结拜了兄弟。信一到，陶窑主很快回了信，让他把孙玉亭送过去，一切开销全包。
就这么着，孙玉厚把弟弟送到了山西柳林镇。临走前，他媳妇给孙玉亭备齐了一年的穿戴。他媳妇是看着孙玉亭长大的，早把他当自家娃疼。
一九五四年，孙玉亭初中毕业，进了太原钢厂当工人。孙家总算松了口气，老孙家终于有了在外干事的体面人。
一九六o年困难时期，玉亭突然跑了回来，说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袋土豆，死活不愿回太原钢厂，就想在家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这可把孙玉厚急坏了，可孙玉亭铁了心不回，有啥法子？
那阵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孙玉亭工作五六年，没往家寄过一分钱，就算回来，也是胡吃海喝一通，再大包小包带到厂里去。家里那会儿已有三个娃，年纪都小，尽是拖累，一家人饿得个个浮肿。他哪还有能耐给弟弟娶媳妇？可孙玉亭都二十六了，确实该成家了。
孙玉亭还天天在老母亲跟前哭鼻子，说年纪大了娶不上媳妇，这辈子就白瞎了。老娘也跟着掉眼泪。孙玉厚看着这个没出息的弟弟，才明白自己半辈子辛苦全白搭了——这就是命啊。
附近女子家的彩礼太高，家里实在拿不出，他只得再写信求柳林镇的老拜识。没多久，陶窑主回信说，柳林镇二里地外有个女子愿意跟孙玉亭，两人以前是同学，叫贺凤英。
孙玉厚没法子，只好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礼，又腾出老窑洞，留给弟弟两口子住。他自己则带着一屁股债，另起了炉灶……
再后来，弟弟因为不会劳动，贺凤英也不会过日子，两口子把日子过得比他家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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