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密室观图，海外广袤的世界与无尽的可能，便在几位核心重臣心中扎下了根。皇帝刘衍的雄心，如同一颗投入静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而隐秘地扩散至大唐王朝的某些关键肌体。一场围绕“向海图强”的宏大战略，在公开的朝堂议政之外，悄然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质性准备阶段。没有诏告天下，没有大张旗鼓，一切都在“常态”的掩护下，如同地火般默默运行。
一、 帝国的造船厂与“海事院”
首先动起来的是工部与将作监。在刘衍的亲自批示和国库“特别预算”的暗中支持下，帝国最大的几处官营造船厂，尤其是位于登州、莱州、扬州、泉州等沿海州府的船厂，开始了外人难以察觉的变革。
原有的船坞被扩大、加深，以适应建造更大型船只的需要。来自南方的珍贵巨木（如柚木、铁力木）被以各种名义，通过漕运和海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这些船厂。工匠们被集中起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研究、改进海船设计。他们得到的指示明确而苛刻：要能抵御更大的风浪，拥有更远的航程，更大的载重，以及……必要时可搭载的武装。
与此同时，在长安城内，一个看似不起眼、隶属于工部的新机构——“海事院”挂牌成立。它不参与日常政务，其主要职责是广泛搜集、整理、翻译一切与海外相关的资料：前朝残存的海图、番商带来的见闻、被俘或归降的沿海渔民、海盗的口述，乃至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异邦典籍。一批精通番语、算学、天文地理的年轻官员和士子被选拔进来，在几位老成持重的官员带领下，日夜不停地分析、研判，试图拼凑出尽可能清晰的海外图景，并为未来的航行制定初步的航线预案。
二、 水师的“淬火”与“血勇”
表面上，大唐的水师依旧维持着日常的巡防、缉私、漕运护卫等任务。但在水师高层将领（如已被秘密召见并赋予重任的甘宁水师都督）的指挥下，训练强度和内容发生了质的改变。
小型舰队的编组开始尝试远离海岸，进行长时间的跨区域航行演练，目标是适应不同的海况与水文。水手和士兵们被要求进行更严酷的体能训练，特别是海上生存、搏浪、以及……接舷跳帮战斗。一批批最优秀、最忠诚、且家世清白的基层军官和水手被秘密筛选出来，接受关于海外地理、天文导航、海上信号、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特殊培训。他们被告知，这是在为“更重要的陛下差遣”做准备，但具体内容，讳莫如深。
兵部武库司的档案里，一些适用于海上环境的特殊装备订单在悄然增加：更耐腐蚀的铠甲与兵器、射程更远的强弓硬弩、适合在颠簸环境中使用的火攻器具（如改良的猛火油柜、火箭），以及大量用于海上定位和计时的罗盘、沙漏等物。
三、 看不见的触角
贾诩执掌的暗卫系统，其触角也开始向沿海乃至更远的地方延伸。他们的任务更加明确：不惜代价，网罗熟悉远洋航海的番商、水手、甚至是被迫离开原籍的海盗。通过威逼利诱，从他们口中榨取关于海外航路、季风规律、岛屿淡水补给点、以及各方势力分布的情报。同时，严密监控沿海各大港口，留意任何可能与海外势力有异常接触的人员，防范消息泄露。
一些精于伪装、胆大心细的暗卫，甚至尝试以商队护卫或水手的身份，混入前往南洋的商船，进行最初期的、风险极高的实地侦察。
四、 太子的课堂
对于皇太子刘晟，刘衍的教导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在经史子集和治国方略之外，他开始被要求定期前往“海事院”阅览最新的情报汇总，听取专家（主要是那些被秘密征召的番商和老海客）讲解海外风物。刘衍时常会在私下考校他对于开拓海外的看法，引导他思考如何平衡开拓的风险与收益，如何管理可能获得的海外领地，以及如何处理与陌生邦国的关系。这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视野与格局的塑造。
五、 财富的流向
户部的账目上，几笔巨大的开支被巧妙地分散隐藏在各种名目之下——“河工修缮”、“宫室维护”、“边军额外犒赏”。只有荀彧等极少数人清楚，这些款项的真正流向，是那几处日夜不停、灯火通明的造船厂，是“海事院”那似乎永远填不满的研究经费，是水师远超常规的训练损耗，是暗卫那些无法摆在明面上的活动开支。
整个过程中，刘衍展现出惊人的耐心与掌控力。他深知此事关乎国运，急不得，也乱不得。他像一位最高明的棋手，沉稳地布局，每一子落下都经过深思熟虑。
长安城依旧繁华似锦，百姓安居乐业，朝堂之上议论着寻常的政务。但在那平静的表象之下，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汇聚，一只指向深蓝的巨拳，正在悄然握紧。没有硝烟，没有战鼓，但这无声的备战，其意义或许不亚于任何一场荡气回肠的征服战争。它承载着一个帝国望向远方的梦想，也埋下了未来数百年波澜壮阔的海洋史诗的种子。惊雷，正在无声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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