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着就要过年了。村里零零星星响起了鞭炮声，空气里飘着炸丸子的油香味儿。家家户户都忙活起来，扫屋子，蒸馍馍，准备年货。可我这心里头，一点过年的喜庆劲儿都没有，反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自打从县城电影院那事传开，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明面上，没人再敢像王小丽那样指着鼻子骂我，可背地里的指指点点，一点没少。我出门，总能感觉到那些黏糊糊、带着探究和鄙夷的目光，像蛛网一样缠在身上，甩都甩不掉。我只能硬撑着，装作啥也不知道，该干啥干啥。
越是临近年关，我心里越想傅恒丰。往年这时候，他早就该来结清最后一笔账，说不定还会偷偷塞给我点钱，或者带点稀罕吃食，让我和孩子们过个好年。可今年，自打出了那档子事，他就再没露过面。我知道他是避嫌，怕给我惹麻烦。可这心里头，空落落的，像缺了一大块。
有时候，夜里躺炕上，听着外面北风呼呼地刮，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傅恒丰是我男人该多好。要是能堂堂正正地跟他一块儿过年，贴春联，包饺子，守岁……那该是啥光景？想着想着，心里就酸得厉害，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可这念头，就像偷来的东西，见不得光，只能自己偷偷想想。
张老栓好像也察觉出我的不对劲。他话更少了，整天蹲在门口抽烟，看着远处，不知道在想啥。有时候，他会默默地把水缸挑满，或者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力力和小花倒是高兴，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几天过年，小脸上全是期待。
腊月廿九那天，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县里医院看看张左明。不是我想去，是不得不去。马上过年了，我要是连面都不露，村里那些长舌妇更有得说了。我得去做个样子，堵堵他们的嘴。
我跟张老栓说了声要去医院看看。他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我收拾了点家里蒸的馍馍，又包了点咸菜，拎着个布袋子，出了门。
没让傅恒丰送，我自己搭了村里去县城的拖拉机。一路上，冷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我心里乱糟糟的，既不想见到那个活死人，又不得不去。
到了精神病院，那股熟悉的消毒水混着屎尿的怪味儿又冲进鼻子。病房里还是老样子，灰暗，安静，躺着几个眼神空洞的人。张左明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身上盖着白不呲咧的被子，脸浮肿得厉害，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点活气都没有。
护士看见我，例行公事地说：“家属来了？病人情况稳定，就是没啥意识。多跟他说说话，刺激刺激。”
我把馍馍和咸菜放在床头柜上，站在床边，看着他那张扭曲变形的脸，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说啥？有啥可说的？我跟他，早就没啥话可说了。
站了半天，我干巴巴地说了句：“张左明，我来了。要过年了，给你送点吃的。”
他当然没反应，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我又站了一会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转身就想走。走到门口，我鬼使神差地回头又看了一眼。他依旧那样躺着，像个被世界遗忘的破烂物件。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不是心疼，也不是恨，就是一种……麻木的悲凉。这个人，名义上是我男人，可我们之间，除了痛苦和折磨，啥也没剩下。
从医院出来，天更阴了，像要下雪。我心里更堵得慌了。这一趟，除了让自己难受，啥用也没有。那些说闲话的人，该说还是会说。
回村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傅恒丰。他现在在干啥？是不是也准备过年了？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咋过这个年？想着他可能一个人守着空屋子，我心里就揪着疼。真想偷偷去看看他，哪怕就说一句话也好。可我不敢。现在这风口浪尖上，我一步都不能错。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力力和小花跑出来接我，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张老栓蹲在灶房门口，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菜。屋里点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这个破败的家，居然也有了一丝年关的暖意。
可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却更难受了。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什么时候，我才能像别人一样，过个踏实年？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用偷偷摸摸地想一个人？
这个年关，注定是过不安生了。前有甩不掉的活死人，后有虎视眈眈的仇家，中间还夹着一段见不得光、却又割舍不下的情分。我就像走在一条细细的钢丝上，两边都是深渊，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为了孩子，为了心里那点微弱的念想，我也得咬着牙，把这年过了。也许，过了年，一切都会好起来吧？我只能这么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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