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的秋阳刚爬过城墙。
冶铁坊的铁砧声震碎了晨间的宁静。
二十名乡勇正随着陈明遇的口令劈刺。
按郑森默写的军器图谱打造的铁矛，在阳光下泛着青幽光泽。
“公子，南京派来的征税官，已过了常州。”
陈明遇忽然停了口令，粗布短褂的肩头沾着铁屑。
郑森握着铁矛的手猛地收紧，枪杆的凉意顺着掌心窜上后颈。
他知道“征税”二字在此时的分量。
弘光朝廷的“三饷”，是催命的刀子。
“是辽饷、剿饷还是练饷？”
郑森的声音压得很低，指尖摩挲着枪头的寒光。
“都要。”
陈明遇蹲下身，用炭笔在地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三”字。
“文书上写着‘江北告急，需饷三百万两’。”
“江阴摊派五万两，限十日内缴清，违者……”
他顿了顿，喉结滚得厉害，声音压得像被掐住喉咙。
“斩。”
铁坊外传来孩童的哭闹声，是张木匠家的小子饿了。
那孩子前日还举着郑森赏的铁制小枪玩耍。
此刻却被母亲按在怀里，哭声被捂得闷闷的。
郑森望着那扇漏风的木门，忽然想起阎应元。
那位刚直的武将上个月在县衙门前，把户部派来的征税官打得鼻青脸肿。
结果税没拦住，反倒连典史的空衔都丢了。
“应元兄送母亲去徽州看病，还没回？”
郑森踢开脚边的铁屑，火星溅起半寸高。
“怕是赶不上了。”
陈明遇的声音里带着焦虑，从怀里掏出片揉皱的桑皮纸。
上面是征税官的随员名单。
“为首的姓张，是阮大铖的狗腿子。”
“去年在苏州征盐税，把三家盐商逼得投了太湖。”
郑森的指尖在“阮大铖”三个字上顿住。
他新编的《燕子笺》正在南京秦淮河畔连演三月，戏票炒到了三两银子一张。
而此刻派来征税的爪牙，竟连江阴这几两银子都不肯放过。
“马士英呢？”
李寄不知何时站在铁坊门口，青布长衫上还沾着漕运码头的青苔。
他昨日刚从淮安回来，账册里记着的“盐引换漕粮”的数字还墨迹未干。
“顾先生的信里说，马阁老正忙着给皇帝选妃。”
郑森将桑皮纸凑到阳光下，那些名字旁边还标注着“需孝敬纹银千两”。
“南京聚宝门的捐官局，知府标价五千两，知县三千两，连国子监的生员都明码实价。”
李寄忽然将手中的账册重重摔在铁砧上。
“啪”的一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账册里夹着的淮安盐商的信掉出来。
上面说阮大铖的人强征盐引，每引竟要加征“手续费”五钱。
气得几个老盐商要去跳淮河。
“这税不能交。”
郑森的声音陡然拔高，铁矛在他手中转了个圈。
枪尖划过空气带起呼啸，扫落了铁砧上的铁屑。
“交了，商会的织布机就得停，铁坊的炉子就得灭。”
“下个月试种的暹罗稻种，连买谷种的钱都没了。”
他比谁都清楚“三饷”的底细。
辽饷始于万历四十六年，原是为抗辽而征，后来变成常例。
剿饷和练饷是崇祯十年加派，本为镇压农民军。
可十几年征下来，流贼越剿越多，满清鞑子越防越近。
江南士绅靠着勾结官府转嫁税负。
真正遭殃的是那些机户、织工、小商贩——就像张木匠。
上个月刚用商会预支的工钱买了新刨子，此刻却要被逼着卖女儿。
“可抗税……”
陈明遇的手指绞着腰间的汗巾，指节泛白。
他见过崇祯末年的抗税民变，官府派兵镇压时，血淌得能漫过脚面。
“阎兄就是例子。”
郑森将算珠往铁砧上一磕，清脆的响声里，二十名乡勇都停了动作。
齐刷刷望过来。
他们中有织工、有船夫、有失地的农民。
上个月刚领到用新米折算的饷银，此刻握着铁矛的手都紧了紧。
“张征税官后天到。”
李寄捡起账册，指尖划过“漕运损耗”那栏，指甲掐出印子。
“他带了五十个兵，听说都是些地痞流氓，在常州就抢了两家绸缎庄。”
郑森走到铁坊的高台上，望着远处的长江。
江面上，郑氏商船的白帆正逆流而上。
船上载着泉州来的武夷岩茶和棉布。
那是他答应给史可法的“过冬互助粮”，原本打算明日启程运往扬州。
“甘辉！”
郑森转身时，披风扫过台上的城防图。
朱砂标注的哨卡位置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备快船，去镇江。”
甘辉的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玄色披风下露出郑氏商号的黄铜腰牌。
“给四叔带封信。”
郑森从案上取过狼毫，在商会的票号上写下几行字。
郑鸿逵，他的四叔，现为弘光朝廷主持长江防务。
信里没说抗税，只说“江阴商会遭流寇觊觎，请借五百兵卒护院”。
这是他穿越者的狡猾——用“护院”的名义调兵。
既不公开对抗朝廷，又能护住铁坊、织坊和那些等着发工钱的百姓。
暮色降临时，快船消失在江雾里。
郑森站在码头，看着李寄给漕帮写的信。
信里说愿意用泉州的棉布抵漕运费，每匹布折算三钱银子。
比官府的“欠据”实在多了。
漕帮的人早就恨透了官府的苛捐杂税，回信只用了三个字：“等着接。”
“冯先生那边怎么样？”
郑森忽然问，目光扫过铁坊外排队领粥的流民。
“生员们把户籍册改了。”
陈明遇递过来一本账册，上面“壮丁”的数目比实际少了一半。
“说是‘瘟疫刚过，百姓多染病’。”
郑森翻开账册，见冯厚敦在页边批注：“可战之兵，不在册籍在民心。”
这位金坛籍的教谕，昨日还带着生员给流民熬粥。
此刻却用文人的方式，悄悄筑起了一道防线。
夜深时，铁坊的炉火依旧通红。
陈明遇带着工匠们赶造铁矛，火星溅在他们冻裂的手指上，没人吭一声。
郑森坐在账房里，算着商会的存银。
除去给乡勇发的饷银、买稻种的钱、给史可法的棉布，还剩三万两。
这钱本打算用来扩建票号，此刻却要变成对抗苛税的底气。
他指尖按着《明史·食货志》的书页，上面说崇祯末年“岁入不过四百万，而岁出逾三千万”。
那时只当是枯燥的数字，此刻却听见了数字背后的哭声。
张木匠女儿的哭声，淮安盐商跳河前的呐喊，还有扬州城头士兵冻裂的嘴唇。
“公子，”陈永华的声音带着急促，冲进账房时带起一阵风。
“张征税官的人在城外烧了间草房，说是‘抗税者的下场’。”
郑森走到窗前，望着城外燃起的火光。
那片区域住着十几个织工，上个月刚用商会的票号买了新纺车。
“告诉他们！”
郑森的声音冷得像铁，指节叩着窗棂。
“明日起，商会的票号可兑换糙米，一两银子换五斗，比市价多一斗。”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实在的承诺。
在这个“官府欠商户，商户欠工匠”的年月，能让百姓握着票号就敢买米，比任何檄文都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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