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真疼，火辣辣地窜到耳根子。
“哥！哥！醒醒！你快醒醒！”耗子蹲我跟前，巴掌还扬在半空，看样子随时准备再来一下。
我一把薅住他手腕子：“别……别扇了，自己人！”
嗓子干得跟戈壁滩似的，一开口全是铁锈味。
我环顾四周——裂缝、石棺、绿光、白骨……全没了。
头顶一条裂缝透进蟹壳青光，像谁在黑布上划了道口子——我们还在崖底冲缝里，只是洞顶局部塌方，把晨光漏了进来。
我脑壳里“嗡”的一声。
梦？
感情我刚才差点跑到阎王爷家门口，是在梦里头的事儿？
我低头一看——好嘛，现实比梦还离谱：
我手里攥着支唢呐，铜皮锈绿，喇叭口缺了个豁，跟梦里那支一模一样。
“这玩意儿哪来的？”我甩手就想扔。
耗子一把按住，心有余悸：“别扔！刚才你抱着它吹得跟防空警报似的，谁都抢不下来。那动静，我都想算算会不会引起岩体共振了。”
我脑仁疼得直跳：“我……我梦里吹了？”
“吹了！”耗子补刀，“还边吹边哭，鼻涕泡比声音还要大！”
东方泛起鱼肚白，裂缝里那股陈年棺材板味被晨风冲淡了不少。
水珠从岩顶滴下来，这回是清的，不再冒白烟。
我扶着岩壁站起来，膝盖“咔啦”一声，像老旧的机械构件。
环顾四周：
石棺还在，盖子严丝合缝，根本没掀过。
地上没有光绪通宝、没有解放鞋，只有耗子昨晚丢的红塔山盒子。
岩壁上的指甲印倒还在，只是没梦里那么深，更像岁月留下的老茧。
我抹了把脸，手心全是冷汗：“行，不管是什么情况，先离开这鬼地方。”
耗子把电台塞进防水袋，又掏出个听诊器似的玩意儿，贴在岩壁上听了听，才嘀咕着“没异常动静”，把东西收好。
我弯腰捡起那支破唢呐，犹豫两秒，还是别后腰上——万一是个什么特殊物品呢。
三人排成一字纵队，我在前，水生殿后，耗子在中间抱着他的宝贝电台，像三只偷地雷的土拨鼠。
头顶蝙蝠被晨光惊起，扑啦啦乱飞，翅膀扇我一脸风。
耗子缩着脖子：“注意规避，这玩意儿是超声波索敌。”
暗廊尽头水声哗哗，一道暗河支流从崖体里冲出来，把我们昨晚炸进来的破船冲得横在砾石滩上。
水位已退到船舷下，船底却顺着一条天然滑道斜插回江面。
三人把船推下滑道，船尾先落水，激起半人高的黄浪。我跳进舱，猛拉启动绳——柴油机咳出两口黑烟，总算点火。
船借泄水冲力，嗖地滑出暗河口，重新回到主航道。
我瘫坐在船头，摸出剩的半瓶白酒，咕咚咕咚灌两口，火辣辣从喉咙烧到胃。
“哥，接下来咋整？校正一下航向？”耗子一边揉着熊猫眼，一边捣鼓他那台比饭盒大点的短波电台。
我懒得说话，没理他。
晨雾刚散，江面漂着一层碎金，两岸山壁却灰扑扑的，像两张没睡醒的老脸。
我把破唢呐别在腰后，权当护身符。
耗子蹲在船头，记录着他的“任务报告”：“时间：未知，地点：坐标丢失。记录：目标人物（教授）出现未知精神干扰，产生高分贝无序声波……怀疑存在次声波攻击的可能。”
我踹了他一脚
天气翻脸比翻书快。
刚过碚石嘴，老天爷就开始摆脸色。
先是江风卷起湿冷的白毛子，接着乌云压顶，不到一袋烟功夫，雨点子砸下来，豆大，砸得船“噼啪”作响。
“日他仙人板板，这变得也太快了！”我把雨衣顶头上，还是透心凉。
水生把舵往右一打：“前头有个老中转站，移民迁走后就废了，先去躲雨！”
雨幕里，一座水泥码头若隐若现。
船靠过去，缆绳往桩上一绕，我们仨跳上平台。
中转站主体是两层小楼，外墙漆着“三峡移民安置办”的红字，被雨水冲得“血泪横流”。
玻璃门碎了一半，剩下半扇在风中“吱呀”晃，大厅里桌椅翻倒，文件散了一地。
墙上贴着搬迁告示，落款大红公章已被霉斑啃得只剩半圈。
耗子捡起一张旧报纸，头版标题：《秭归县最后一批移民今晨离港》。
配图里，男女老少拎着蛇皮袋，背景正是这座码头。
我们清出一张木桌，铺上塑料布。
水生从船舱拎来半瓶白酒、一包花生米。
雨越下越大，窗户被风拍得“哐哐”响，像有人在外头敲门。
酒过三巡，身子暖了，胆也肥了。
耗子无聊的对我说：“哥，来段硬核的，给兄弟们搞搞心理建设，压压惊。”
我灌一口酒，抹抹嘴，开腔——
“这事儿发生在1972年，就离咱这站三公里，老名字叫‘青滩嘴’。当年有个水文站老郑，五十出头，光棍一条，爱喝酒。
那天晚上他值班，听见外头有人喊：‘老郑——船靠岸——’
声音拖得老长，像唱川剧。
老郑拎着马灯出去，江面大雾，啥也看不见。
他回屋刚坐下，又喊：‘老郑——船靠岸——’
老郑怒了，骂了句‘哪个龟儿大晚上装神弄鬼’，拎着铁锹冲出去。
结果你猜咋的？
雾里头真有一条船，黑篷黑帆，船上站一排人，脸色惨白，冲他招手。
老郑酒壮怂人胆，跳上船就要理论，脚刚踩甲板，船‘哗啦’散了，变成一堆棺材板。
老郑跌进江里，被下游渔民救起，高烧三天三夜。
烧退了，人却疯了，逢人就喊：‘船来了！船来了！’
后来搬迁，老郑死活不上船，抱着水文站的旗杆不撒手。
最后几个壮汉硬把他抬上甲板。船离岸那刻，他忽然安静，指着江心说：‘你们听，他们在唱歌。’众人侧耳，只有风声。当天夜里，老郑在安置房里吊死，用裤腰带把自己挂在了吊扇钩子——钩子离地一米六，老郑一米七五。”
我讲到最后一句，故意压低嗓子，配合外头“呜——”的风声。
耗子脸都白了，抱着胳膊直哆嗦：“哥，别说了，我感觉环境温度骤降了五度，心理防线快被突破了。”
我哈哈大笑，“凉个屁！真相是——
老郑喝的散装苞谷酒，甲醇超标，产生幻视。
他踩空的‘船’是漂来的烂木排。
至于上吊——法医报告写得清清楚楚，严重抑郁症，哪有什么鬼唱歌，纯粹酒精加心病。”
耗子愣了两秒，长出一口气，一拍大腿：“我就说嘛！凡事都得有科学依据，孤证不立！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啥超自然现象，那玩意儿的当量可没法计算。”
半夜，我被“吱呀吱呀”声吵醒。
睁眼一看，耗子抱着他那把改短的工兵铲缩在墙角，脸色比墙皮还白。
“哥，你听！有不明声源，非周期性，金属摩擦音！”
声音从隔壁档案室传来，像有人在拖铁柜。
我拎起手电，一脚踹开门——
一只老鼠撅着屁股，正费劲往柜缝里钻，尾巴扫在铁皮柜门上，“吱呀吱呀”。
我冲耗子努努嘴：“瞧见没？你说的‘非周期性不明声源’。”
雨停时，东方泛起蟹壳青。
我们收拾残局，把空酒瓶码在窗台，给废站留了个纪念。
柴油机再次咳嗽着启动，船尾搅起黄泥汤。
耗子则拿出他的自制三波段拉杆天线，借着最后的制高点，鬼鬼祟祟地转动着，似乎在测算什么方向。
我回头望了一眼斑驳的“移民安置办”招牌，心想：
再过十年，这楼塌进江里，故事就真成鬼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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