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了县令李崇道的默许，林川的行动有了些许官方背书，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深知，官府的点头远不等于民间的接纳，权力的缝隙间往往藏着更多的暗礁。
回到破庙，林川并未大肆宣扬县衙之行的结果，而是更专注于夯实眼前的基础。番薯的种植面积在流民群体内部稳步扩大，但当他尝试向邻近村庄的农户推广时，遇到了真正的阻力。
第一个难题来自根深蒂固的观念。 王家村的宿老王老栓，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种地好手，也是对“祖宗法度”最固执的扞卫者。当林川带着几捆健壮的薯秧上门时，王老栓蹲在田埂上，眼皮都没抬一下，吧嗒着旱烟袋：
“后生，你的好意心领了。咱庄稼人，伺候的是五谷杂粮，敬的是土地爷。这海外来的物件，名儿都带着股海腥气，种下去，怕坏了地力，冲了风水，来年麦子不长，你担待得起吗？”
他周围几个同样年纪的老农也纷纷附和，言语间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排斥和恐惧。林川没有硬辩，他知道，对于这些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空谈道理无用。他留下薯秧，只说：“王爷爷，这几株您就当个稀奇物件，种在院角看看，不收粮，不占地，若长得不好，我绝不再提。”这是迂回的策略，让事实本身去说话。
第二个难题，来自流民群体内部的微妙变化。 随着番薯试种成功和林川声望的提高，投奔破庙的流民越来越多，成分也复杂起来。其中不乏一些偷奸耍滑、或是习惯了依附强者的懒汉。如何公平地分配日益紧张的资源（尤其是种子和开垦出的有限土地），如何建立秩序，杜绝“搭便车”现象，成了摆在林川面前的新课题。
一次，负责分发薯秧的石头与一个新来的流民发生了争执，那人想多领份额去换酒喝，被石头拒绝后便撒泼打滚，诬陷石头中饱私囊。场面一时混乱。林川闻讯赶来，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王姓少年当众念诵并解释他与几位长者草拟的几条简单规约：按劳力贡献分配、禁止偷盗欺诈、纠纷由众人公议等。
“规矩立在这里，对事不对人。”林川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想留下，就得守这里的规矩。觉得不公，可以离开，我赠三日口粮。”最终，那个闹事者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讪讪离去。这次事件，非但没有削弱林川的权威，反而让初步的“约法”观念在群体中悄然生根。
张溥再次来访时，带给了林川更深入的信息和更严峻的警示。
“小友，你此处看似平静，实则已成焦点。”张溥神色凝重，“县衙之内，李县尊虽支持你，但县丞、主簿等人，与地方大户关系盘根错节，你推广番薯、聚拢流民，在他们眼中，是动其奶酪之举。近日已有状子递到府衙，虽被李县尊压下，但暗箭难防。”
林川默然点头，这些他已有预感。
“此外，”张溥压低了声音，“复社得到确切消息，渗透进来的建奴斥候，并非散兵游勇，其目标明确，似乎在勘察通往潼关的几条隐秘小路，所图非小。朝廷在辽饷重压下，对陕西防务已是力不从心。一旦有事，恐需地方自保之力。”
这一次，张溥没有再提具体的团练方案，而是留下几本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一些关于北地边情、地理的抄本。“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明道理，晓敌情，根基稳固，方能谈及其他。”
送走张溥，林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外有清军窥伺，内有豪强掣肘，脚下是尚未完全稳固的流民根基。他摊开《纪效新书》，就着篝火的光芒细细阅读，那些关于选兵、练兵、阵法的记载，与他脑海中零散的现代军事知识相互碰撞。他又拿起地理抄本，对照着张溥留下的简易舆图，试图找出清军斥候可能活动的轨迹。
夜色深沉，破庙里鼾声四起，只有林川和他的核心小队成员（石头、赵铁柱、孙小眼等）还围在火堆旁，低声讨论着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巡逻，如何利用地形设置预警。改良火铳的工作在张五和赵铁柱的努力下仍在继续，但进展缓慢。
第十章结束时的林川，不再是那个仅凭急智和勇气挣扎求生的穿越者。 他开始系统地思考组织、制度、情报和战略。他的“觉醒”，不仅仅是意识到自身能力，更是认识到要在这乱世中守护一方净土，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根基建设、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以及应对复杂人际和政治斗争的智慧。前方的路，迷雾重重，但他已决心一步步走下去，将脚下的破庙，经营成风雨中一个越来越坚固的堡垒。
（第十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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