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开封府尹 明断如神
康定元年（1040）的汴京，正值多事之秋。西北战事吃紧，京畿流民日增，开封府这个天下首府的担子愈发沉重。当吴育接过权知开封府的任命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素有“宰相摇篮”之称的位置，实则是架在烈火上的鼎镬。
十月初三到任，吴育便遇上了棘手的考验。前任府尹移交的未决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曹氏夺女案”。案情原本清晰：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侄孙李璋，其管家曹荣强占民女张小娥，致其投井自尽。然而此案拖延半年未决，卷宗上竟记载“证据不足”。
吴育当夜调阅全卷，发现关键疑点：验尸格目记载“颈有指痕”，但曹荣声称“此女自寻短见”；现场勘验提到井台留有两枚玉貔貅印痕，恰与曹荣常佩的辟邪佩饰相符。更蹊跷的是，原告张老汉的诉状原件不翼而飞，现存竟是誊抄本。
翌日清晨，吴育换上青布直裰，带着两名精于刑名的胥吏，悄悄来到案发的甜水巷。在巷口茶摊，他们听闻更令人发指的真相：曹荣仗着主子权势，在汴京强占民女已非初犯。卖浆老妪偷偷告知：“那曹管家腰间总挂着对玉貔貅，说是太后所赐，连开封府的差人都不敢近身。”
正当取证之际，吴育突然发现张老汉家中灶台有新鲜米粮，与诉状所称“家徒四壁”不符。细问之下，老汉泣诉：“前日有李府家丁送来十贯钱，要小老儿改口说是自愿许配...”吴育不动声色，命胥吏记录下送钱人的相貌特征，又取走曹荣遗落在井台的玉貔貅挂件作为物证。
十月廿九升堂，开封府衙前人山人海。吴育特意命人撤去堂前屏风，让百姓旁听。当曹荣被押上堂时，突然有快马驰至，马上使者高喊：“太妃手谕！”原来李宸妃的妹妹、吴国太妃派人送来求情信函。全场顿时寂静，所有人都屏息注视着堂上。
吴育整肃衣冠，朝宫城方向行礼，却未拆阅手谕，而是沉声道：“法者，天下公器。若以私情废法，何以治天下？”随即命胥吏当众展示玉貔貅与井台拓痕的比对结果，又传卖浆老妪等人证上堂。最关键的是，他取出从张老汉处收缴的贿银，银锭上清晰烙着“李府官银”的印记。
曹荣见状瘫软在地，当堂画押认罪。吴育立即判决：“曹荣逼死人命，按律当斩；行贿官吏，加等治罪。”同时具表上奏，自请处罚“未能防微杜渐”之过。这份奏章后来被收录在《宋刑统》案例集中，成为宋代司法“不畏权贵”的典范。
此事传开，汴京百姓编出民谣：“吴开封，明如镜，皇亲国戚也心惊。”更有说书人将此事改编成《包龙图再世》话本，在瓦舍日夜传唱。但吴育面临的考验远未结束。
十一月，京畿漕运又发大案。有漕工举报纲船夹带私盐，牵扯出三司使杜衍的侄儿杜琰。吴育亲自夜查汴河码头，在寒风中蹲守三夜，终于截获满载私盐的纲船。追查账册时，却发现所有文书均用暗语记录，如 “白玉”指盐、“金鳞”指铜钱。
吴育召集府中老吏，结合自己在三司任职的经验，七日内破译全部密码。结案时，他特意将杜琰与其他案犯分开审理，既避免牵连杜衍，又确保首恶必惩。这种讲究策略的处置，连政见相左的御史中丞孔道辅都赞叹：“吴育办案，如良医用药，既去病灶，又不伤元气。”
康定二年开春，吴育开始推行系列改革。他在府衙前设立 “鸣冤鼓”，允许百姓直诉；创建“案卷勾稽法”，要求所有案件七日内必须初查；更制定《检验格目新式》，将验尸、验伤标准细化到“创口深浅须量三分”的程度。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京师治安的整顿。当时汴京“鬼市子”夜间猖獗，多有盗窃销赃之事。吴育不像前任那样简单取缔，而是在大相国寺后院设立“官市”，派衙役维持秩序，既方便交易又便于监管。他还将流浪少年编入“厢军幼营”，请老兵教授武艺，后来这些少年中竟有数十人考取武举。
四月暮春，开封府迎来最大考验。契丹使臣在驿馆暴毙，辽国怀疑有人下毒。吴育亲率仵作检验，发现死者实因过量服用五石散中毒。他不仅出示《太医局方书》为证，更从使臣行李中查获未服用的药散。结案后，辽国特使特意到府衙致谢，此事被苏舜卿记入《东京梦华录》，成为宋代外交司法的经典案例。
在开封府的四百余日，吴育共审理积案三百余件，其中涉及宗室、外戚的要案十七起。他创立的“案限簿”制度，要求每案标注审理进度，这个创新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某次仁宗微服私访至开封府，看见吴育深夜仍在批阅案卷，案头放着冷掉的胡饼，不禁对随行太监感叹：“若百官皆似吴育，何愁天下不治？”
然而树大招风。这年冬天，御史台突然收到匿名状，诬告吴育“滥施刑罚”。虽然很快查清是某权贵报复所为，但吴育深知，在波谲云诡的京师，刚正不阿既是美德，也可能成为负累。在他即将离任的那个雪夜，开封府衙的鸣冤鼓突然被百姓自发系上红绸，这个动人的场景，后来被画入《宋史·舆服志》的插图中。
而此刻的吴育不会想到，他在开封府培养的明察秋毫之能，即将在更大的政治风暴中经受考验——庆历新政的浪潮正扑面而来，他将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继续坚守“法者天下公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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