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框架的落实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单纯依靠传统的开会、发文、检查“老三样”工作方法，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江辰意识到，要有效破解政策落地阻力和应对基层执行变量，必须在工作方法上进行深刻的改进和探索，提升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协同性水平。他推动省发改委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方法的创新实践。
首要的改进是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江辰要求委领导带头，各业务处室定期深入基层、企业、项目现场，不是走马观花式的调研，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研、追着问题解。他本人也挤出时间，不定期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县区、企业或重点项目进行“下沉式”调研，与基层干部、企业家、一线工人面对面交流，了解政策执行的“原生态”，发现文件上看不到的“真问题”。在一次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调研中，他就是在政务服务中心“蹲点”半天，亲自体验办事流程，才发现了几个影响效率的关键堵点。这种“身入心至”的一线工作法，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了最鲜活、最真实的一手资料。
其次是探索“大数据辅助决策”。面对海量的经济和社会运行数据，传统的人工分析越来越力不从心。江辰推动成立了委内大数据分析小组，整合接入统计、电力、税务、交通、金融等多维度数据，尝试构建经济运行监测预测、区域发展评估、重大项目调度等分析模型。例如，通过分析企业用电量、货运量、增值税开票金额等高频数据，可以对区域经济活跃度进行更及时的判断；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产业关联度和要素流动数据，可以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虽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数据驱动决策的理念开始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减少了盲目性和主观性。
第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作战”。针对许多复杂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情况，江辰推动建立了更多常态化的跨部门工作专班和联席会议制度。例如，为推进“清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立了由发改委牵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林业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工作组，定期会商，联合调研，协同制定政策，改变了以往“各管一段”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和复杂问题时，这种协同机制显示了高效性。
第四是引入“第三方评估论证”。对于重大规划、重要政策、重点项目，特别是在存在较大争议或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江辰主张更多引入高校、科研院所、专业咨询机构等第三方力量进行独立评估论证。这既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部门利益的影响。例如，在评审一个大型化工项目时，就委托了国内顶尖的石化规划院进行技术和安全评估，其结论为项目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
第五是试点“政策精准推送”。改变过去政策文件“一发了之”的做法，尝试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企业画像和政策库，通过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推送相关政策信息，并提供在线咨询和申请服务，努力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高政策的到达率和兑现率。
第六是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对部署的重点工作，不仅重视安排部署，更加强化过程监控和结果问效。建立了从任务下达、进度跟踪、问题发现、协调解决到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流程。利用督查、审计、绩效考核等手段，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对落实不力的，严肃追究责任。
工作方法的改进探索，并非一帆风顺。它要求干部转变思维习惯，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也触动了原有的工作流程和部门边界，遇到了不少阻力。比如，一些老同志对大数据分析持怀疑态度，觉得不如经验可靠；跨部门协同中，主导权、责任划分仍是难题；第三方评估增加了工作环节和成本；闭环管理让一些习惯于“重布置、轻落实”的干部感到压力。
但江辰态度坚决，通过会议宣讲、培训辅导、典型引路等方式，持续推动方法创新。他深知，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过去那种粗放式、经验型的工作方式已难以为继。只有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专业能力和协同效率，才能更好地履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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